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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１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７５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１８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７０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十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里，要补叙一下。就在这次重返天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曾陪同他一起重访清华大学，他也是那么兴致勃勃。那天是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他在家里打着赤膊。但是，他还是要去，他的夫人李玉茹陪伴着他。
车子开到清华图书馆前停了下来，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
“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出去！滚出去！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和大家一样的吼叫。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王香玉’。
“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
“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剧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的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再访三座们大街１４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５０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像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南开中学师生的盛情邀请下，又去了他度过中学生活的母校，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整个学校都变了样。校园里一座座新起的教学楼，实验楼，昔日的平房、带着长廊的灰色楼房都不见了。只有瑞廷礼堂还保留着，但礼堂中的设备也全变得现代化了。
最使他感动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欢迎。当他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少年，簇拥着他，喊着他“曹爷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好像他又回到他那青春的时代，耳朵响起上课的铃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好像他又回到当年的瑞廷礼堂的舞台上，他正扮演着娜拉。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当校长把一枚南开纪念章挂在他的胸前的时候，他真是万分激动。在同学代表讲话后，他即席发表了讲话：首先，感谢我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学友，给我这样热诚的欢迎。
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