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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Q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③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1925年8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
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1926年,家宝才16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1926年9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②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③《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1926年9月出版的《玄背》第6期上,到第10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B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执着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有16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之后,接到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10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1926年11月15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②由此可看见这些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当然,也有家宝在内。而郁达夫的信,无疑给了家宝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对《玄背》给予积极评价的话,一再称之为“清新”的印象,也给家宝等以安慰,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③我们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玄背》中的一员,却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很真切的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原野〉的演出》,①似乎他对《原野》有着特殊兴趣,他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