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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托马斯仍未遭遇任何有组织的反对，看上去似乎可以顺利通过听证会。9月27日，星期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托马斯的投票出现了77的分歧，不过，即便是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结果，也最多意味着参议员们的票数会有较大起伏，但托马斯未必会输。
但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六，也就是10月6日，一个名叫安妮塔·希尔的女人突然主动向媒体爆料，这一行为使托马斯的听证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沦为一场低俗闹剧。希尔曾是托马斯手下一名年轻法律职员，先后在教育部与公平就业促进委员会为其工作。在此期间，希尔曾向其好友倾诉，她的老板经常有些异乎寻常的色情言论，即使当着她面也毫不掩饰。夏季来临，托马斯的听证会开始后，希尔曾与好友们商量着是否要将这位被提名者的恶劣行径公之于众。尽管希尔与她的好友都是保守派，但她的名字还是传到司法委员会内的民主党人与几名记者耳中。事件被公开后，司法委员会只好决定让她在听证会上陈述自己的遭遇。
10月11日，星期五，经过七小时的漫长听证，希尔的证词在美国瞬间变得街知巷闻。她说，托马斯总对自己的硕大阳物与口交技巧津津乐道，还总爱谈及性感女星朗·东·西尔弗（LongDongSilver）主演的色情电影。这还不过是些“插曲”，托马斯曾瞅着办公室的苏打水罐问：“谁把阴毛放到我的可乐里了？”那天晚上，当希尔结束她那马拉松式的作证，一场同样著名的对质随之开始。托马斯返回听证会议室，否认了希尔的全部指控，并拒绝回答包括他与希尔关系之内的一切涉及私生活的问题。
时值周末，全美国的观众都通过电视直播关注着这次听证会。共和党参议员攻击希尔是“色情狂”，并声称她作伪证，证词内容都取材自小说《驱魔人》（TheExorcist）。双方都有目击证人支持，听证会持续至临晨2：03仍未结束。10月14日，星期一，此时距离参议院投票表决大法官人选已经只剩下四十八小时了。
在最高法院，法官助理们也都关注着这次听证，他们通过分布在法院二楼办公室的几台电视关注着事件发展。整个法院都忽略了第一街另一侧正发生的事。首席大法官的妻子，南·伦奎斯特（NanRehnquist），即将离世。
1986年成为首席大法官时，伦奎斯特只有一项显著优势。他不是沃伦·伯格那样的人。
出任首席大法官十七年间，伯格几乎疏离了所有同事。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他与哈里·布莱克门深厚友情的破裂。在此之前，最高法院还从未曾有过关系如此密切的搭档。他俩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上幼儿园时就已相识，在玩耍中一起成长。1933年，布莱克门还担任过伯格婚礼上的男傧相。伯格曾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司法部高层任职，通过精心运作，他与布莱克门先后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伯格于1969年成为首席大法官，一年后，尼克松对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恩（ClementHaynsworth）与G。哈罗德·卡斯维尔（G。HarroldCarswell）的大法官提名先后受挫，伯格成功说服他提名布莱克门进入最高法院。在刚刚进入最高法院那段时间里，伯格与布莱克门以“明尼苏达双胞胎”的名号著称。
后来，两人的关系却开始迅速变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布莱克门迅速向布伦南和马歇尔接近，逐渐偏向左翼。更主要的原因是，伯格对最高法院管理模式，激怒了布莱克门及其他同僚。我们知道，首席大法官的职责之一，是主持开庭期内每个星期五举行的大法官会议。这些会议不对外公开，多在首席大法官的会议室内进行，九名大法官审议已经经过口头辩论的案件，并逐一投票表决。当首席大法官在多数方时，一般由他指定一人撰写该案法院意见；当首席大法官在持异议的少数方时，多数方那边则由资历较高的大法官负责指定意见撰写人。
问题在于，伯格似乎缺乏驾驭这类会议的能力。他主持的讨论，永远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无果而终。大法官们甚至觉得，伯格之所以在投票时犹豫不决，就是为了操纵法院意见，即便自己未处多数方时，也想获取指定他人撰写法律意见的权力。（当时资历最老的联席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就认为，伯格就是凭着这个招数，成功地指定布莱克门撰写了罗伊诉韦德案的法院意见。）1958年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对伯格的种种霸道行径十分失望，决定剑走偏锋，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回击。斯图尔特非常热情地回应了鲍勃·伍德沃德的采访要求，后者这时正因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名声大噪。斯图尔特向伍德沃德暗示，如果后者有兴趣对伯格法院进行深入调查，他将予以配合。对斯图尔特的采访，成为《最高法院弟兄们》（TheBrethren）一书的基础素材，这本由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书于1979年出版。该书充满了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把伯格描绘成一个华而不实、极端利己、装腔作势的庸人。（斯图尔特本人于1981年宣布辞职，此时他才六十六岁，还算得上年富力强，辞职的目的，是为了虚席以待，迎接奥康纳的到来。）
伦奎斯特从未向外界表示过对伯格的不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不这么想。在伯格时代，法院意见要么迟迟未出，要么无果而终，使得许多案件“久拖不决”，又或延迟到来年再审。一次，路易斯·鲍威尔生了病，伦奎斯特去信慰问，并在信中抱怨了伯格的所作所为。鲍威尔进入最高法院时已六十四岁，被许多大法官视为和蔼兄长。向他倾吐心声之后，伦奎斯特才如释重负，否则，他只能用其它粗暴无礼或反复无常的形式表达愤懑了。
“（伯格）有时明明说完正题，却仍然关不住话匣子，在那里喋喋不休，大家都觉得他像一个正使用阻挠议事法的南方参议员。有时我甚至盼望着首席大法官和比尔·布伦南事先能把他们的意见写出来，通过书面文件表达他们的意思。”伦奎斯特写道，“比尔是个认真细致的人，可发起言来，就像一个人在你耳边大声朗读冗长无趣的食谱。哈里·布莱克门总是能从每个案子中找出两三个“困扰”他的险恶之处，尽管它们与问题实质毫无瓜葛。约翰·斯蒂文斯对每个案子都反应强烈，却每次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您可以想象，我理想的会议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即：深思熟虑、意见中肯、一针见血！”
1986年，当伦奎斯特成为首席法官时，伯格已经为最高法院的会议形式提供了一个反面样本。伦奎斯特决定以身作则，改变这一模式。从此以后，每次大法官会议，都由他先概述案情，并就判决结果发表意见，随后大法官们以资历为序，依次陈述意见。（在此之前的传统，是由大法官们以资历为序发表意见，再按相反顺序投票表决。伦奎斯特认为这样纯粹是浪费时间，将两道程序合二为一。）
其他大法官均赞同这一尝试。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个人评述更为简短，案件处理流程更加简明扼要。人人都有一次发言机会，也无须耗上两次时间。会议流程的精简，大大减轻了最高法院的工作负担，并提高了工作效率。
案件分配制度也有相应调整。过去，首席大法官都热衷于利用分案权，将重要案件的法律意见分配给亲信撰写（或者，干脆分配给自己写），但伦奎斯特打算使这一模式更为公正。在完成前一个案子前，任何人都不得分配新案。会议发言时，手上只有一个案件的大法官优先于手上有两个案子者。当自己处于少数方时，伦奎斯特从不干扰案件分配。无论是自由派大法官，还是保守派大法官，都非常欢迎这一调整。
伯格时代的一大特征，在于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件逐年增多。案卷数量在增加，但远赶不上大法官们受理案件的速度。到1980年代中期，他们每年审理的案件已达到150起——这一数量是1950年代的两倍。与冗长无序的会议一样，持续增多的案件同样会带来一种混乱气氛。每年开庭期的最后几天，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伯格根本没有办法令五位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上达成统一。意见分裂的大法官们无法解决争议，下级法院更加无所适从。哪怕是履行基本职能，最高法院都已难堪其任。
在多数情况下，大法官们完全可以把握其工作进程；他们只须通过决定是否发出调卷令，就能控制每年受理案件的数量。（通常，受理一起案件需要四位大法官的一致意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怀特与布伦南在调卷程序中的意见总是卓尔不群。怀特认为，凡是两个巡回上诉法院存在分歧的案件，最高法院都应受理；其他大法官却认为最高法院只应受理意义重大，且存在意见分歧的巡回上诉法院案件。布伦南认为，最高法院一旦拒绝调卷申请，就相当于承认了原审判决，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不认同下级法院审判结果，就必须调卷审理。怀特与布伦南的看法，加上其他大法官的迥异意见，使得调卷程序缺乏标准，更无从管理。
伯格辞职后，所有大法官认为，应减少案件数量。但是，如果在他们都不愿调整自己千奇百怪的调卷标准前提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伦奎斯特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解决了上述问题。一般来说，最高法院必须审理强制性上诉案件。这类案件的产生，多数源于联邦法律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含糊不清，当事各方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审理。此类案件的审理时间多半旷日持久，把最高法院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细枝末节上。为此，伦奎斯特决定游说国会，请他们直接修改相关法律。这项任务完成的关键，是让那帮国会议员们彻底了解伦奎斯特的意图。伦奎斯特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该项工作。1988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最高法院对待审案件目录（Docket）的完全控制权。此事过后，即使从私人角度，每位大法官都对首席大法官心存感激。
伦奎斯特的性格也改善了最高法院的气氛。伯格是典型的英式人物，热衷于收集古董与好酒。（布伦南进入最高法院时，伯格曾送他一顶大礼帽作为礼物。）伯格的虚荣之处，体现在他专门为自己处于审判席正中的席位上增加了一个软垫，使自己看起来比其他同僚更高一些。至少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初，伦奎斯特仍极为谦逊，很少自以为是。每天午餐，他都要喝杯啤酒，抽根雪茄。（后来，他尝试过戒烟，并取得过间歇性的成功，最终还是选择了偶尔抽上一口。）担任首席大法官后，伦奎斯特剃去了鬓脚，取下了自己追逐1970年代时尚而戴上的宽领结，但他仍然保留着午饭后散步的习惯。
尼克松的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Dean），至今仍记得自己第一次向总统引见伦奎斯特时的情形，这位当时的助理司法部长“穿一件粉红色衬衫，搭配一条迷幻色彩领带，踩着一双“暇步士”鞋”。根据白宫当时的记录，伦奎斯特离开后，尼克松问迪安：“他是犹太人么？这家伙看起来……那身该死的装束，简直像个乡巴佬。”成为首席大法官后，作为信奉路德教派的瑞典后裔，伦奎斯特终于摘下了那条糟糕的领结，不过仍保留着那双暇步士鞋。
伦奎斯特身材高大，体质却差强人意。他曾在一次园艺活动中受过伤，后背因此一直受慢性病困扰，伤痛使他经常在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过程中退到坐席背后，以站姿听审。1980年代早期，他曾因背伤住院，治疗却导致新的问题产生。由于大量服用止痛药，他变得口齿不清，这给他在庭审时的发问带来了莫大困扰。在他晋升为首席大法官之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表明，伦奎斯特所患疾病远比公众知晓的要严重。他服用镇静药成瘾至少已有4年，1981年住院时曾停止服药，却出现了幻觉症状。有一次，他曾对护士说：“屋子外面很吵，许多人说要杀了总统。”不过，1986年成为首席大法官时，他的身体状况渐渐趋于稳定，部分原因在于他开始打网球。尽管他有权配备四名法官助理，他却只雇了三个，正好每周陪他一起玩双打。
服完二战兵役后，伦奎斯特与娜塔莉·康奈尔（NatalieCorn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