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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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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怎样赞赏《何去何从》。一次他气愤地向我解释,瞎了眼的库尔茨维尔教授怎样诽谤《我的米海尔》。相信他甚至给阿格农打电话,专门向他抱怨库尔茨维尔的书评。你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你骄傲,尽管他当然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大概也怕使你飘飘然。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肩膀佝偻了。他患有可怕的暴怒症,对周围的人横加指责与责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砰地把门关上。但是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他会出来,为自己的冲动表示抱歉,将其归罪于身体不好,劳累,紧张,局促不安地请求我们原谅他说话时那么不讲理、不公平。
他经常使用“公平合理”等词,正像他使用“绝对”、“确实”、“无疑”、“板上钉钉”,以及“从这几点看来”。
当父亲身体状况不佳之际,而今已九十多岁的祖父亚历山大依然老当益壮,充满浪漫的青春活力。面庞如婴儿一样红润,像个年轻的新郎官一样生机勃勃,他整天出出进进,大呼小叫“咳,有什么呀!”要么就是“这么傻瓜!这么无赖!真没用!坏蛋!”要么就是“够了!已经够了!”女人们前呼后拥。即便在早晨,他也经常抿口白兰地,粉嘟嘟的面庞犹如晨光,红彤彤的。如果我父亲和祖父站在花园里说话,抑或在房前人行道上来回踱步,争论,至少祖父的身体语言显得比他年纪轻的儿子要年轻得多。他会比在维尔纳死于德国人之手的长子大卫和长孙丹尼尔·克劳斯纳多活四十年,比妻子多活二十年,比次子多活七年。
1970年10月11日,六十岁生日过了四个月,我父亲像平时一样早早起床,比家里其他人早很多,刮脸,洒了一些花露水,把头发润湿后梳理,吃了一个小圆面包加黄油,喝了两杯茶,看报纸,叹几口气,看了一眼总是摊在书桌上的日程安排,以便把做过的事勾掉,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为自己开一张小购物单,驱车上街开往丹麦广场,贝特哈凯里姆路和赫茨尔路在这里交会,书桌上一旦缺少什么文具,他就来这里的小型地下商店里购买。他停车,锁车,走下五六级台阶,排队,甚至彬彬有礼地给一个老太太让位,购买了写在单子上的所有物品,和小店的女主人开玩笑说“别针”一词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跟她说市政会玩忽职守,付款,数钱,拎起购物袋,微笑着向店主道谢,要她想着向她亲爱的丈夫问好,祝她拥有美好成功的一天,朝排在身后的两个陌生人打招呼,然后转身走向门口,跌倒在地,死于心脏病。他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我写下这几页书稿时,没有眼泪,因为父亲从根本上反对流泪,尤其是男人流泪。
我看见,他在书桌的日程安排上写着:“文具:1。书写纸。2。螺旋式装订笔记本。3。信封。4。回形针。5。询问纸板文件夹。”所有这些物品,包括文件夹,都在购物袋里,袋子依然攥在他手上。因此,当我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赶到耶路撒冷父亲家里时,我拿起他的铅笔,勾掉列在单子上的物品,就像父亲一样,一旦做了什么,就立即把它勾掉。
【注释】
'1' 胡尔达,即《圣经·列王纪下》第22章第14节中提及的户勒大。
'2' 施·约·阿格农,《千古事》,见《阿格农全集》第八卷,(耶路撒冷/特拉维夫,1962),第315——316页。——原注。译文参考徐进夫译《千古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 隆古斯,公元3世纪希腊小说家。
'4' 公历1952年1月6日。——原注57
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每天干完活上完课后,基布兹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来的寄宿者则在俱乐部里放松一下,或打打篮球。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这些活动,免得露怯。大家都离开后,我通常半裸着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读书读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在天黑之前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晒得怎么样,而后穿上衬衫,而后鼓起勇气,到老兵居住区,与我在基布兹的“父母”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喝杯果汁,吃块蛋糕。这两位老师,都来自波兰的洛兹,年复一年主持基布兹内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学任教的汉卡,是个漂亮丰满、精力充沛的女子,犹如发条一贯绷得紧紧的,强烈的奉献光环与香烟烟雾始终环绕在她周围。她一人肩负着诸多重任:组织犹太人过节、举行婚礼和周年纪念日、上演节目、培养质朴的无产阶级地方化传统。这一传统,按照汉卡所设想的,应融合《雅歌》风韵和新《圣经》时代土地耕作者所拥有的橄榄兼角豆荚的希伯来品位,兼济东欧的哈西德派犹太小村庄的格调,融进了东欧农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犷豪爽的方式,后者直接从克努特·哈姆孙踩在赤脚下的“大地硕果”中撷取了天真纯洁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乐趣。
至于奥扎尔或奥伊扎尔·胡尔戴,“继续教育班”或中学的负责人,则是个精干结实的男子,苦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聪慧使他脸上布满了犹太人的皱纹。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奥伊扎尔融立陶宛《塔木德》学者的头脑敏锐与哈西德教徒充满激情唱颂的狂热于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奋力冲破尘世的束缚。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奥伊扎尔·胡尔戴也许会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创造奇迹者,置身于众多着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选择从政,做个保民官,肯定大有可为,身后会紧紧追着一批狂热的崇拜者,也不乏对其深恶痛绝之人。但是奥伊扎尔·胡尔戴选择了当基布兹中学校长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协的硬汉,好斗,飞扬跋扈,甚至暴虐无道。他能精熟详尽地讲述许多题目,近乎带有情欲般的激情,像犹太小村庄里一个云游四方的布道者,《圣经》、生物学、巴洛克音乐、文艺复兴艺术、拉比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理、鸟类学、分类学、雷高德(装有舌簧的八孔直笛),以及诸如“历史上的拿破仑及其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与艺术中的表现”等各种课程。
我忐忑不安,走进老兵居住区北边一套带有小门廊的一间半平房,房子对面是一排柏树,屋里墙上挂着莫迪里阿尼和保罗·克勒的赝品绘画,以及一幅酷似出于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艳图,两把简朴的扶手椅之间有一张小型咖啡桌,桌上放着一只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几乎一向不放鲜花,而是插着格调高雅的小枝。风格朴素的浅色窗帘上绘有依稀的东方图案,令人想起德国——犹太作曲家谱写的、带有改装了的东方主义色彩的希伯来文民间歌曲,以期吸收中东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圣经》精神。
奥伊扎尔,若不是背着双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来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斩眼前的空气,就会坐在角落里抽烟,口里小声哼唱,看书,要么就是一边通过放大镜观察一些植物花蕊,一边翻动植物手册。此时,汉卡甩开军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拉平床垫,倒烟灰缸,并把它清洗干净。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纸剪些装饰品。多利会汪汪两声向我表示欢迎,奥伊扎尔雷鸣般的喝斥吓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谁叫唤!”或者有时:“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你的声音怎么不发抖呢?这样无耻的表现只能给你自己丢脸!”
这只母狗,听到先知这一连串的愤怒,像泄了气的气球缩了回去,绝望地四处探寻地方隐藏自己的耻辱,最后钻到了床底下。
汉卡·胡尔戴向我绽开笑脸,向一个看不见的观众宣布:“瞧!看看谁来了!喝杯咖啡?蛋糕?还是一些水果?”这些选择刚一出口,仿佛魔杖一挥,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温顺听话,但内心里涌动着激情,我彬彬有礼地喝着咖啡,适度吃了一些水果,与汉卡和奥伊扎尔谈了一刻钟当下的一些急迫问题,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确实性本善,只是被社会所毁坏,不然就是我们本来天性邪恶,只有教育能够将其改进到某种程度,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改进它。“堕落”、“优雅”、“性格”、“价值”以及“改进”等词语经常充斥于放着白色书架的典雅房间,那书架与我父母耶路撒冷家里的书架如此不同,因为这里的书架分成绘画、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压成的拼贴艺术、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里还有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
有时,在谈论优雅、堕落、价值、自由和压迫时,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曲或唱片发出的舒缓颤抖的声音,卷毛沙伊会站在那里拉琴,背对着我们。或者罗恩会对着他的小提琴嚅动着嘴唇,瘦骨嶙峋的罗恩'1' ,他妈妈总叫他小不点儿,最好不要企图和他说话,连你好、怎么样都不要说,因为他一贯露出羞怯的微笑,鲜少和你说上一个短句,如“很好”,或者一个长句子“没问题”。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气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时,我到那里时,发现三个胡尔戴家的男孩,奥伊扎尔、沙伊和罗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阶上,像来自东欧犹太村庄里的克莱兹默小组,唱片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拂,令我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我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我在《沙海无澜》的阿扎赖亚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了这种情感。)
太阳落山之际,我拿着书来到赫茨尔之家,基布兹边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间读报室,你每天晚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基布兹的几个老光棍,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来消磨人生,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政治论争,令我有些想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时,斯塔施克·鲁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玛尔先生、巴·伊兹哈尔和伦伯格先生的争论。(我到那里时,基布兹的老光棍几乎都是四十五岁左右了。)
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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