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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眼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拿着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来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下我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的父亲是我此生最爱。对我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他不仅仅只是般配，和他结婚确实是我最大的幸福。
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仪式，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不该阻止女人去实现梦想。恰恰相反，她的梦想也应该成为她丈夫的梦想，而她丈夫的梦想也应该是她的梦想。作为新人，他们应该风雨相依，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时候，我渴望看到你们结婚，但是，另一些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因为，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小女儿们了，而是真正成了女人。我不希望那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当然，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找到真爱。爱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许多人认为责任、尊重、宗教信仰和纪律相较于爱情更为重要。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并非不能相容。爱情可以和责任并存。因为责任，爱情长青，因为尊重，爱情永恒。
挚爱你们的妈妈
准备迎接新生活
1997年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不禁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24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一刹那，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7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非常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已经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衣服，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马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隐私、庄重和阿富汗文化的赤裸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不像样。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总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所以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走了，只要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了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下一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抓不着我哥哥，气无处发，他们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是新婚燕尔，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派和善良精神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很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大门之后，我找到了监狱大楼。哈米德就站在那里，身边有两个塔利布①看着。我惊讶地发现，哈米德几乎没任何反应。前一秒钟，他还匆匆赶回家，手里拿着买给妻子的巧克力，下一秒就被逮捕了。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我盯着塔利布，说：“看！看我的手！这是指甲花，新娘才有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信奉伊斯兰教，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合乎一个穆斯林分子应有的标准。我们刚刚结婚，如果你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再也没有穆哈兰姆了。我该怎么生活？我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东西，没有人照顾我。我还是个年轻女子，除了老公，无亲无故啊！”我以为自己的理论能够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说不定还会让哈米德回家。但是，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被一个女人的请求所打动的。他们理都没理我，还带着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门。我跟在身后，还紧紧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请求。等他们开了门，我的心立马沉了下来，因为门后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着手铐，一些囚犯被捆绑，一些囚犯站着，所有人都被赶到发着恶臭的院子里，挤在一块儿。
其中一个塔利布抓着哈米德的手，我仍旧握着他的另一只。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就要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拆散我们，我甚至担心他们不加审判就要对他执行死刑。既然不给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么不加审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旧没有松手，并且再次请求说：“我也要进去，我怎么能够独自离开呢，我是个女人，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你是个穆斯林，你怎么能这么做？”塔利布用普什图语回答我，语气粗鲁，口音就像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闭嘴，你这个女人，你讲得太多了。”说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着栽倒在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里，当时我还穿着高跟鞋和礼服。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转过头试图拉我起来，但塔利布推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进了一扇大门。就在我挣扎着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后一眼。然后，大门就合上了。
哈米德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现在安全吗？他人在哪里？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出租车，于是穿着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对我说，哥哥最近在亲戚家不停地换着住，连续三个晚上每天都换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