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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尽管也是从“福利国家”学来的，并非我们原来那种按特权按身份等级分配的所谓“福利房”。但是由于基本条件的差异，学来的这一套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变味。其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因官商勾结太严重，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谓经适房仍然是变相的“特权房”，连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盖成“廉价豪宅”，以“安居房”、“集资房”、“团购房”等名义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谓的“公务员经适房小区”。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请者逻辑上应该是有当地居住权但住得很差的贫民，可是我国的合法贫民窟（正式说法叫棚户区）户主（未必是实住户）是有户籍的老市民，对他们另有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并不需要申请廉租房。任何国家城市化时期的城市贫民主体都是进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区别只在于其他国家把他们看成城市贫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我国和旧南非则把他们看成“外来打工者”，类似于新南非的外籍劳工，虽然在城里居住着（通常也是租住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却没有“居住权”可言，“住得差”往往是赶走他们的理由，而不是他们申请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这种“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变味，成了一种典型的“负福利”现象。即便没有“官商勾结”问题，它也没法正常发挥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标准高了，就可能成为以权谋私的目标，如果标准低了权力不屑于染指，则它又会成为无味的鸡肋，因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没法申请它的。
当然，南非的免费住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除了王晓鹏先生提到的那些，一般廉租房社区的弊病它恐怕也难免。诸如穷人集中区治安往往较差、实物分房难以收回，分房者如脱贫致富搬走后仍会占有原房出租牟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等等。西方实行廉租房制度的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南非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些比起原来“流动劳工”制度的大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还造成一个现象，即各党派在住房问题上的“福利竞争”。开普敦的代尔夫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国大执委、南非共前总书记乔·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他在开普敦的代尔夫特地区筹建一片免费住房以安置当地的前流动劳工。但9个月后斯洛沃逝世，项目并未完成，前流动劳工便搭建棚户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该地形成了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棚户区，据说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点”之一，这个社区就得名为乔·斯洛沃，非国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继续在这里修建正规的免费住房以安置他们。
然而，后来反对党民主联盟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2号门”免费住房小区以安置周边一带的贫民——也是前流动劳工，只是到得早些。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民主联盟的选民，而乔·斯洛沃的居民则多是非国大的选民。恰巧此前乔·斯洛沃棚户区发生火灾，有一千多户灾民被临时安置到附近的救灾点，于是在2007年12月19日，“2号门”贫民进入小区“占领”了这片地方（种族隔离废除之初，南非多处发生黑人贫民进城“占领”所谓空地空房的情况，在西方的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有这类穷人“占领”现象），形成了新南非建立后最大的一场贫民“占领”事件。乔·斯洛沃贫民不甘示弱，要求政府出面，当时在开普敦执政的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便要出动警察驱赶“占领”者。“2号门”贫民上告法院，司法独立的开普敦地方法院判决警察驱赶行动是非法的并予以制止。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为此互相抨击对方“延续种族主义”，迫害穷人。直到2008年2月，高等法院又判决驱逐合法。于是“2号门”贫民又被赶走，当局许诺另外择地给他们建免费住房，但很多人仍然抗拒不搬。2009年，民主联盟在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胜选上台执政，他们又提出异议……而在这漫长的争论期间，政府的福利住房也在同时陆续兴建。一般认为，这事的最终结果要到双方的贫民都得到安置，才算了结。
代尔夫特的非正式定居点
代尔夫特事件，乔·斯洛沃居民集会
代尔夫特事件在一些人看来应该算是民主制度下的“乱象”，但是整个过程双方都诉诸法律、依靠政党，最后双方的问题政府还都得设法解决，这真是一种坏办法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强工会，高福利”的负面
南非的福利在其他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其特点是“强制储蓄”性质的缴费福利不多，主要的福利都是国家财政纯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缴纳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养老金，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完全强制储蓄式的，老前缴费，老后支取。大多数国家则是多方统筹，例如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个人强制储蓄至少也是养老金的来源之一。而南非则是完全转移支付：个人老前无需缴费，老了国家赡养，这种养老金覆盖了80％以上够年龄的老人，支付金额也不低：据说超过全国黑人每人收入中位数的两倍。由于南非失业率很高，很多黑人家庭成为“啃老族”，据说全国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以长辈的养老金为一种“较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压低了黑人平均寿命，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对于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人，还另有“参战退伍军人补助”可领，最高可达每月1190兰特。据说白人政权时代参加过“边境战争”（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种族隔离政权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及其支持的黑人解放武装的战争）的退伍老兵也有这种待遇，非国大政府把当年自己“敌人”的这种待遇取消了，但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仍然可以享受。
还有儿童抚养补助金，对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给270兰特，据2009年4月统计，有910万儿童受益。所以在南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可以过得不错，单身年轻人如果失业就比较惨了，失业救济很低，而失业保险是南非很少几种强制储蓄式福利之一，缴费和受益都取决于在业时收入多少。低收入者如果失业，就几乎不能指望它。不过，由于住房福利等等按低收入标准给予的保障还是有，自己弄点吃饭钱在通常情况下还不是很困难。
其他福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此高福利自然要求高税收。南非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为40％，企业所得税税率28％。还有增值税与资本收益税等，总体税负达到国内总收入的23。4％。负担很重，但相比高福利而言又不是最重的。南非在姆贝基时代实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比较注意控制赤字。那么，税率不是最重，赤字相对也不多，搞福利的钱哪里来呢？
第一是从削减军费中挤出来。旧南非因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与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南部非洲各“前线国家”和黑人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敌，为此拥有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非洲第一，还暗中发展核武器，这些都要大量烧钱。新南非国际环境大改善，用不着这些了，因此一直在裁军，军费开支大幅下降，能够腾出一些钱。第二，旧南非国有经济比较强，能够提供利润。尽管种族隔离末期国企已经不景气，但是一部分国企还是盈利的，另一部分国企不盈利，但也可以通过私有化变现资金，用以支持财政。民主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这样做争议不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南非的福利有所侧重。原来，南非政府主要把钱花在老人，小孩，病人，住房等方面，至于工人的福利，强大的工会自然会压企业出钱。
所以南非企业的负担，其实不只是税收，对付工会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仅就企业税率来说，南非也有特点，那就是企业税主要按公司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来征收。这特别打击了那些有效率的盈利企业，而保护了亏损企业。这种税法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损害效率的。南非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减少破产，保护就业。可见南非整个二次分配体系主要着眼于平等，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而二次分配力度又很大，对效率当然会有影响。
通过种种办法，新南非的十多年间在经济总体上比较疲软的条件下，一方面大幅改善了穷人、主要是黑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大的债务窟窿。这应该是说非常了不起的。尤其在非洲，尽管几乎没人说新南非的经济有什么“奇迹”式的成就，但是至少在南部非洲她仍然是“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总量自旧南非以来一向如此，就发展趋势而言也比其他国家强。
尤其是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对比更为鲜明。这两国最有可比性不仅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且津巴布韦过去与南非同样经历过种族主义的本土白人统治——只有“白人殖民者欺负黑人”模糊概念的一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非洲政治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白人宗主国的统治，后者指“独立”后本土白人的统治。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是殖民地时期被白人宗主国统治过，独立后无论民主还是独裁就是黑人的事了。在非洲，黑人被本土白人统治过的，主要就是津巴布韦与南非两国。其可比性自然很强。
而且在白人统治时期，两国经济上同样相对发达，领先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政治上两国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解放运动各自都曾跨国联手，关系非比寻常。加上两国黑人主要都是班图族系，一些部族（恩德贝莱人、文达人等）干脆就是跨境而居，可以说基本上是“同种同文”。因此两国的境况被人们互相参照的程度几乎仅次于南北朝鲜、东西德国。但是两国黑人解放后的发展模式对照却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大批津巴布韦难民涌入南非，是对非国大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持。哪怕你对非国大再不满，看到这些可怜的津巴布韦人，也会觉得不但曼德拉伟大，姆贝基乃至祖马也很了不起。
而问题重重的南非人只要谈到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我们比他们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比他们繁荣富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就连那些南非境内的津巴布韦籍贫苦劳工，尽管对南非人排斥外籍劳工很不满，但也不会称赞穆加贝——因为他们就是受不了穆加贝才逃到南非来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新南非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非洲的瑞典”要比“非洲的苏联”好得多，但是非洲毕竟不是欧洲。正如津巴布韦不可能通过斯大林式的手段搞成“强国”，在南非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让一个纳税人保障三个福利受益者，“非洲的瑞典”确实比欧洲的瑞典更不堪重负。南非的强工会、高福利体制虽然避免了阶级斗争失控，避免了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选择，而且也不是南非目前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归咎于它——例如前述艾滋病问题，工大会的主张其实比姆贝基政府的对策更合理——但是这种体制确实有明显的弊病，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非洲的瑞典”政策首先对投资和就业都有不小的抑制。2010年，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全球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调查，认为南非的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可排第二，存取资金的方便和融资成本都比较有利（第4名），交通基础设施可排第6，因为“奇迹”时代搞了很多“铁、公、机”，南非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优于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但落后于韩国和智利。不过这些设施已逐渐老旧，需要更新，否则将来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南非吸引外资能力平平，外国直接投资只占GDP的3％，在14国中排第7位，恰好居中。旧南非饱受国际制裁，却长期是以“血汗工厂”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的“乐园”；如今新南非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资本却不怎么看好。当然比起旧南非末期危机时的资本外逃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但是南非的税法（尤其是按企业盈利征税这一点）对企业效率损害大，被认为是倒数第二的糟糕因素。而最糟糕的项目是“体力劳动可用性”，南非是14国中倒数第一。首先由于艾滋病等原因，南非是14国中唯一的劳动力减少国家，2008年其劳动力就减少了3％以上，相反，印度该年劳动力增长了近3％。其次南非劳动力已经不便宜，蓝领劳务成本排第5位，与韩国不相上下，比巴西、印度和中国都更贵。按照这份调查，南非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巴西、中国、印度、波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