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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训练大厅”通风很好，顶子是铁板做的，他是昔日殖民统治时期的遗留物。里面被告人、公众、记者和惊惶失措的警察挤在一起，很是混乱。法庭宣布开庭，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仿佛他们是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讲话就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法庭上又演了新节目：把被告们关在铁丝笼子里。著名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的同时，人们听到了枪响，“训练大厅”外面，吓破了胆的警察向情绪平和的群众开枪射击，22人被打伤。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利两个小个子走进气愤的人群之中，劝人们保持冷静。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批评他的手下。
被告们陆陆续续地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的几个伙伴从城镇带到“训练大厅”。他们从政府的起诉书和证人们荒谬可笑前后自相矛盾的证词中找到不少笑料。检察官讲，他将证明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曾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论述；公诉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以及曼德拉的演讲材料和他的著作。政府还想证实，《自由宪章》设计了通向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步骤，它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方律师驳斥了这一指控，肯定地指出了“大会联盟”制定的《自由宪章》其宗旨所在。他争辩说，不仅仅是这156个人在接受审判，“而是他们和成千上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公开信仰和表达的理想在受审判”。
枯燥的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多数被告都背井离乡，备受折磨，他们的家庭得到了辩护基金的支持。曼德拉和坦博是少数几个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的人之一。大批大批的被查封的文件都记入档案，其中还包括两张标记——“荤汤”和“素汤”。
午休时间，东开普省合唱团在大厅后面唱起了《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领导者们正在与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组织者进行紧张磋商。40年代公共汽车票价猛涨，激怒了群众，大约5万名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非洲人少有的胜利：不仅迫使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在审判期间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想检验一下遭受打击的组织的力量，他们于1957年6月26日发出“待在家里”的号召。南非工会大会为罢工工人保证每天一英镑最低工资，在这种支持下，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因为罢工就需要有纠察队先阻止工人上班，而纠察队肯定会遭到警察的暴力。非国大决定采用这一办法，要求人们待在家里，这样就避免了暴力。
9月份的审讯中断了很长时间。被告们正在为即将回家而兴奋，约翰内斯堡发生的骚乱又让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同往常一样，政府拒绝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市政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乏职业训练、缺乏娱乐设施；非洲人上下班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极不舒服”。司法部长斥责这些调查结果毫无意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三、为自由辩护
纳尔逊·曼德拉和埃韦琳·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凯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们陪在自己身边；当他们渐渐长大时，他送他们去奥兰多学校上学。有一天，曼德拉开车捎着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阿德莱娜·图库杜出门，马克加图也跟着。走着走着，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曼德拉放慢车速，让马克加图看那几匹马，跟他讲起自己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阿德莱娜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曼德拉对另外一个田园世界神往已久，他还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生活在奥兰多现实中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凄凉的旷野，一排排屋子上空是那永远袅袅的炊烟。
曼德拉具有律师资格，1952年起他和坦博合作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坦博原来是教书的，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幢叫做“大法官住宅”的房子里，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字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属于一个印度人，它是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租用的房子之一。
尽管非洲人做律师并非没有先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立者中就有好几个律师。但他们俩的合作不仅在约翰内斯堡，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一个滕布人欢呼着说：“这是我们土地上走出来的律师啊，我们太兴奋了。”
他们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同在政治上一样，个性互补：曼德拉为人热情，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坦博则总是深思熟虑，从容不迫。俩人都嫉恶如仇，但曼德拉在表达那种愤怒时更为有力。
“多年来我们肩并肩合作”，坦博在一本曼德拉著作及演讲集的前言中写道，“每天早晨纳尔逊和我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候的人群，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可以炫耀自己是世界上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关押的非洲人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人犯了重罪——暴力行为在种族隔离社会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有的犯人只是稍稍触犯法律条文，在任何真正文明的社会里他们都不至于被监禁起来。失业相当于违法，因为非洲人如果没有经政府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证明，在城里就成为“盲流”，很难逃脱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违法。“每周我们都要与农村来的代表团谈话”，曼德拉说，“代表们头发花白，一副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们向我诉说白人们怎样把他们从其世代耕种过的小块土地上赶走。酿制非洲啤酒也是非法的，喝这种酒或者卖这种酒用挣来的钱补贴家庭微薄收入也是违法的。那些这样干的妇女们面对的是高额罚款和长时间的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违法。住在“错误”地区——已宣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居住区的地方——对非洲人来说也是非法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播下了仇恨和绝望的种子。本该去学校读书或去学专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游来荡去，结帮拉伙，把他们的怒气发泄到社会上。正是社会制度把他们逼到犯罪和贫穷的绝路上。曼德拉与坦博的办公室里有些浅黄色卷宗，里面记录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如果说刚开始合作时我们还不准备造种族隔离制度的反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所见所闻也足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我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中，我们自己爬上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是法庭上的每件案子，每次去狱中探望我们的委托人，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还在屈辱和痛苦中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维的非洲人的全部经历都会不断驱使他感到痛苦，一方面是良知，另一方是法律，而两者是对抗的……这种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
有好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办7件案子。种族隔离的实质使许多案子成了政治案件。他俩也办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补充道：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还有人对我恨之入骨，抱有敌意。我们总能感觉到，无论我们做律师做得多么棒，办案多么准确无误，无论我们对事业的追求多么执着，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检察官、执法官或是审判官。我们意识到，作为辩护律师，与我们打交道的官员们虽然能力和成就并不比我们强，但他们的白皮肤却保证他们处于优越地位，并保护其这种地位。”
曼德拉和坦博事务所聘请过的律师中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他们都是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法学院就读期间的同学。他们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斯洛沃发现曼德拉极为反对共产主义）。在办公室里，曼德拉是个严厉的监工，在法庭上，在与执法官和警察打交道时曼德拉锋芒毕露，富于攻击性，非洲人挤满了旁听席，争相目睹其风采。但他的幽默感也很强。有一次他给一个女佣进行辩护，她被指控偷了“太太”的衣服。曼德拉扫了一眼作为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筒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她回答说，很尴尬，不敢承认。这件案子也就这样解决了。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求把曼德拉逐出律师行业，因为他犯有领导“蔑视行动”罪，其行为“与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的成员应有的行为标准不符”。著名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威尔特·沃波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最高法庭认为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还认为一个与自己的人民一起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律师，丝毫无损于律师的荣誉，即使其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法庭支持曼德拉，要求法律协会支付全部费用。
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胜利——又有61人的指控被撤消了。150名被控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命，他们中有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和纳尔逊·曼德拉。
1959年1月。根据《团体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用曼德拉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角落里开业”，“其实就是要我们放弃，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么多年接受的训练正是为人民服务，凡是有资格被称作律师的人都不会答应那种无理要求。”他们不顾可能会被起诉、被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禁令。只要有可能，曼德拉和坦博就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
1960年是“非洲年”。南非以北许多国家在这一年赢得独立，给南非人民的斗争以巨大鼓舞。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在纳塔尔省，已有2000多人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国大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人起义开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已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在南非托管下的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人们抗议强制黑人从温得和克居住点迁移，警察向抗议群众开枪，杀死11人，伤了44个；在开普敦，2月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宣称，一场“变革之风”正席卷非洲，这一举动震惊了南非朝野上下。
示威运动定于3月31日举行。3月21日，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行证法》。在位于德兰士瓦南部韦瑞尼京郊外的沙佩维尔黑人“样板”城镇，泛非大志愿者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好奇的人们上来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记者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很“和善”，而在警察看来他们“极有威胁”。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背后中枪，伤亡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妇女和儿童。
在叛国罪审判中检察官对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一个警告大做文章。曼德拉在警告中说：“自由力量与反动派之间算总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约有一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所谓的“单身汉”地区外围，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住着成千上万名与妻子和家庭相隔离的男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警察要求他们在三分钟之内离开的命令，随后，就像往常一样，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块进行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又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沙佩维尔、兰加等地迅速闻名于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积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国大，现在他们又镇压泛非大的示威活动，这在全球各地引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非国大秘书长杜马·诺克韦以及乔·斯洛沃整夜整夜地开会讨论，考虑非国大应作出怎样的反应。3月26日，诺克韦向卢图利酋长提交了他们的紧急建议，此时的卢图利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