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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
——纳尔逊·曼德拉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一、对自由的审判
地方法庭的走廊里簇拥着熙熙攘攘的警察。1962年8月8日，当曼德拉从城堡出来到达法院的时候，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辩护律师在审判席下的席位上，一眼就看见了他。只见曼德拉脸带微笑，充满自信，像过去一样，显得十分镇静。正如后来的一名记者描绘的：“维沃尔德最想通缉的人，露面时步履缓慢，十分引人注目，像一个安静的复仇的巨人踏上进入法庭的台阶。”
整个诉讼程序只花了几分钟时间。曼德拉回答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无动于衷地听了对他的指控：鼓动非洲工人罢工，非法出境。尽管有各种猜测、怀疑，但政府明显还没有证据证明曼德拉与“民族之矛”有关。曼德拉被戴上手铐，然后带进了牢房。在公众席上，他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
但是，民众和国内外的舆论是支持他的。
城市的墙壁上涂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标语，在国外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号召也很广泛。伦敦《观察家》将这个“抵抗战士”列为焦点人物加以介绍。当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时，他收到了罗伯特·索布克韦的热情洋溢的信。这位黑尔堡大学的老同学1959年因不满非国大太“保守”而愤然退出，另创了更为激进的泛非大（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如今殊途同归，分手的战友又走到一起了。
早在亚的斯亚贝巴，曼德拉就预见到南非新的司法部长将采取更加罪恶的行为，打击反政府者。果不其然，司法部长J·B·M·沃斯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亲纳粹行为而被监禁）颁布了“颠覆法案”。颠覆活动涵盖了很广的范围：例如，侵入私人领地和非法持有枪支。对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至少判5年徒刑，最高将处以极刑。在南非，该法案遭到了来自白人与黑人方面的强烈抗议；而国际法官大会对此评论说，该法案大大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其程度之深“从没有任何一个左或右的独裁统治能超过他”。同时，部长延伸了自己颁布禁令的权力。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如果有下列行为之一，将被认为是触犯法律，构成犯罪行为：
与他人通信联络（丈夫和妻子间必须申请特批）；接待来访者；未能随时向警察汇报；公开发表任何东西、任何其他人印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言论及文稿将是违法行为。不久，又进一步规定，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将禁止与一个以上的人同时会晤。公布的第一批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名单中包括52名白人、35名非洲人、9名有色人种和6名印度人。
但是，最为严厉的限制是有关软禁在家的规定。海伦·约瑟夫因最近公开报导被驱逐的人之悲惨处境，而成为第一个被置于软禁环境下的人：每天晚上、周末、公共假日，被限制在她的家中不得外出。沃尔特·西苏鲁也属于那些被置于24小时监禁下的人选。
警察的盯梢、骚扰、逮捕是家常便饭。曼德拉和所有为黑人的平等、自由而奔走疾呼的人们早已处之泰然。
原来预期对曼德拉的公开审判将在约翰内斯堡开庭，一个帮助曼德拉离开这个国家的出逃计划曾被制订出来。但是，审判将转到比勒陀利亚进行的消息挫败了该计划。曼德拉必须为该审判制定应付策略。在决定他将与法庭针锋相对后，曼德拉告诉律师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为自己辩护。
由于反对对曼德拉的监禁的抗议浪潮日益强大，司法部长禁止了在对其进行审判期间一切在任何地方召开的支持曼德拉的集会。然而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的古老犹太人教堂外，等候曼德拉在10月22日出庭。仅仅在19个月之前，曼德拉与其他几个在“叛国罪审判”中被指控的人站在那儿听法官宣判将他们无罪释放。
现在，曼德拉进入法庭，穿着人们送给他的貂皮长袍。法庭内到处都是警察与旁观者，其中包括温妮·曼德拉，她身着科萨人的衣服。当旁听者与新闻记者看到曼德拉民族服装下高大的身姿和凛然的目光时，全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只见曼德拉紧握拳头，振臂高呼：“权力！”人们则回应道：“归于人民！”回应之声排山倒海，气势恢宏。
曼德拉的到来，使法庭内外的所有黑人沸腾了。乐观的人更加乐观；沮丧的人也激动起来，抬起兴奋的泪眼微笑。
——是的，“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终将归于人民！
“我希望我能够指出一点”，曼德拉告诉法官，“这个案件是一次对非洲人民自由心声的审判，所以我认为我进行自我辩护是正当的”。
他继续向法官申请：主张自己是不必服从法律规定的。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对法官大人的正直有何疑问，而是因为他对法庭是否有权力听取、审理该案表示怀疑。曼德拉说：“我认为自己不仅在道义上，而且从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一个我没有代表权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像这样的政治性审判，由于牵涉到非洲人与白种人自由心声的冲突，像现在这种构成的国家法庭是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公平的。”
曼德拉威严的气质吸引了那些通常对此类审判感到乏味或蔑视的警察，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曼德拉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南非）是一句空话。”然后他列举了一些由白人独享的权利及特权：
“现在尖锐地提出如下问题是适宜而恰当的：在司法运作实践中，像现在这样严格的肤色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法庭里，我面对的是白人法官，遭遇的是白人起诉人，而被一个白人勤务员带到被告席上？在这样的氛围下，有谁能够诚实地、严肃地提议说公正的天平将是均衡的？我感觉自己被弥漫在法庭内的白人主宰的氛围所压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氛围使我想起了在法庭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白人主宰’，我的人民遭受了非人性的不公正对待。”
“这使我想起我至今仍没有选举权，因为这个国家的议会是白人控制的；我没有土地，因为少数白人瓜分了我的祖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迫使我居住在贫瘠的保留地上，人口稠密而拥挤不堪。我们在饥饿和疾病的蹂躏下，艰难求生。”
这时，法官打断曼德拉的答辩说：饥饿与本案有什么联系？请囚犯必须将自己的答辩限定在要求豁免遵守法律的真正原因之内。
曼德拉问道：“怎么才能让我相信种族歧视能在这里给我一个公正、公开的审讯呢？不要忘记，正是同样的种族歧视是过去若干年内众多的不公正、痛苦的根源。”
曼德拉也清楚在众多的案件中，南非法庭也确曾维护了非洲人民为民主变革而努力追求的权利，甚至有一些法庭官员公开批评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样的例外尽管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怪诞的法律体系。这些例外只能提供另外一个证明：即便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也有一些诚实的人们，他们的公平、正义感驱使他们反抗他们自己的白人兄弟对非洲人民所施加的残忍……但是一个指挥官如果将自己的胜利依赖于敌人阵营里少数几个同情他的事业的战士身上的话，那将是毫无希望的。一个称职的将军总是将自己的忠诚与他所指挥的强大的反抗力量和他所追求的正义事业拴在一起，这个事业是他永不妥协、毕生追求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强烈地憎恨种族歧视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曼德拉继续说，他感到某种激情贯穿于自己所做的合法质询中，“我过去一直在反抗他，我现在仍在反抗，我将来还要反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即便现在，我恰好是被一个我致以崇高敬意的法官所审判，我还是要强烈地抗议这里包围着我的一些陈设。因为他使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在白人法庭遭审判的黑人。这种感觉不应该存在。我应该是十分惬意、轻松的，因为我确信我将被一个同类的南非人所审判而赋予了真正的公平、公正之权利，他不会将我视为外来人。”
曼德拉在进一步阐述中指出，南非白人认为执行一种践踏人类尊严、文明世界中诚实而高尚人的良心的政策是完全公平而公正的：
他们压制我们的自由心声，阻碍我们的自由之路，拒绝给予我们促使我们身心和物质全面发展的机会，使我们不能免除恐惧和贫穷。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尽归白人所有，而我们黑人则被指望对他们白人吃剩的残羹冷炙感到心满意足。这就是白人的公正与公平的标准。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深藏在这里面……
与此相反，我们自己则将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视为所有人的最高愿望。经过痛苦的经历，我们认识到白人是粗暴冷酷毫无怜悯之心的一种人，他们轻视我们的权利，完全对促进我们的幸福漠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保证都是毫无意义而且虚伪的。
在结束请求时，曼德拉热切希望法官大人不要将他的抗辩视为愚蠢无用的。他之所以毫无顾忌、诚心地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所提到的不公正已经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种子。
起诉人提出曼德拉的请求没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而法官大人表示同意起诉人意见，驳回了曼德拉的请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对指控有什么要辩护的吗？”
“我请求对我的两个指控，以及所有指控宣判为无罪。”曼德拉继续据理力争。大多数的证人，包括警察、城镇警察局长、记者、印刷商对曼德拉为1961年5月的全国大罢工做准备工作提供技术上的证据。
其中有一个是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盘问焦点集中在1961年4月24日呈给总理的那封信上。秘书记起了那封信，同意总理没有答复的说法。他极不情愿地承认：那封信确实提到了对非洲人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等。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曼德拉提出，“总理居然会对一封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件置之不理”。而秘书则强调：总理并没有置之不理。在曼德拉的追问之下，才明白原来这封信转给了司法部。于是，曼德拉质问道：那为什么我没有享受到关于呈上的信的回函这一起码的礼貌行为之待遇或已被转送的解释呢？
秘书答道：“那完全是你那封信的语气里充满了威胁和狂妄所致。”
“那封信的语气是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曼德拉坚持道，“难道召开全南非的代表大会，这种语气不是总理先生能够接受的吗？难道这不是总理先生能够作出回应的事吗？”曼德拉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继续说：“总理先生不能答复这样一封信，那么他已经不符合人们期望的处于他这种位置上的人应该具有的标准啦。”曼德拉在1961年6月26日呈送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道：国民大会将把国家从经济紊乱和崩溃中拯救出来，没有国内摩擦和痛苦。总理秘书再一次承认这封信也没有得到答复。
警察，在罢工（闭门不出）发生时拼命宣传罢工的全面失败，而现在却居然提供罢工成功的证明，以指控曼德拉。由起诉人主办的报纸则证明，2月份曼德拉曾待在亚的斯亚贝巴而随后他又非法出境。
这起公诉案以起诉人向法庭请求宣判曼德拉在两件指控上均有罪而结束。在第一项指控中，被煽动起来抗议的人群分成三类：“重要服务业中的工人，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矿工，对他们而言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怠工将是违法的；一般的奴仆，除了农业工人以外，对他们而言离开主人的家也是违法的。”
法官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曼德拉申明：“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主张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全部要说的话吗？”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他回答，“如果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早已说了。”
法官确信曼德拉是号召进行1961年全国性大罢工的组织机构的幕后领导者、鼓动家、精神领袖、主要的代言人和首脑人物。他的行为不仅为法律所不容，而且也是非民主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而且似乎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荣。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判他什么罪，处以什么刑罚，他将继续其活动。法官补充说：“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局势不容乐观；假如法律和命令不能得到维持，无政府主义将会盛行。法院不涉及政治，只维持法律和命令。”
10月25日，对曼德拉的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二、“曼德拉，继续战斗！”
在被告席上，曼德拉发布了政治声明。由于已经控诉了“白人至上”，这一次，他准备谈一谈他在号召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