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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曼德拉先生，我不知现在是否应该打断你。你的话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围。无论如何，毕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法庭——白人的法庭，而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你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你提出这个请求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你希望什么法庭来审理此案呢？
曼德拉：是的，阁下。首先我希望阁下记住，在一系列案件中，我们的法庭规定，诉讼当事人要求法官回避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只要这一权利的运用是诚实的，法庭必须给予充分保护。现在，我真的感觉到，就像我马上要证明的那样，我生命中遇到的这种不公正的歧视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而且我所有的麻烦都是本庭之外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我很担心自己在本庭也会受到同样的不公正待遇。或许阁下不同意这点，但阁下处于法官的地位事实上必须听我陈述。因此，我认为阁下……
法官：我愿意听，但我想知道你让我回避的理由。
曼德拉：这些就是理由，我正在展开论述，先生。如果阁下肯给我时间……
法官：我不希望超出本案的范围。
曼德拉：我还在请求的范围之内。我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公正而恰当的审判。
法官：那么，你继续讲吧。
曼德拉：只要阁下愿意听，我会讲的。我正在阐述的观点是，一个白人的法庭执行的是完全不能代表我们意愿的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在非洲人民一致反对下被通过的。因此，在这样的法庭进行的对非洲人民的政治审判不可能被视为是公正的。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受到法律公正的保护。1951年5月，当时的总理D．F．马兰博士告诉联邦议会，这项规定在本国也一样有效。过去的许多场合中，这个国家有见识的白人，包括法官和地方法官，都做过类似的声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的人民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根本没有平等权利，与这一事实相背的声明是完全错误的，都是骗人的假话。
的确，从表面上看，受到指控的非洲人在法庭上享有与白人被告一样的权利和特权，正如大家在本案审理中看到的一样。在审理程序和作证过程中，他与白人被告遵循同样的规定。但是由此得出非洲人这样就享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这一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按其正确的含义，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参与制定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意味着宪法要保护所有人的民主权利；如果这种权利受到侵犯，人们有权寻求法庭的保护，请法庭为之伸张正义。而且，平等还包括参与执法的权力，人们应该有权担任法官、地方法官、检查厅长、法律顾问以及类似的职务。
没有这些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只能给人造成错觉。我提到的这些权利和特权完全被白人垄断着，我们什么也没有。
白人制定了所有法律，却把我们拉上法庭让我们面对他们的审判！
在执法过程中，这种残酷的种族歧视又意味着什么呢？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是合理的，也很恰当。为什么我在这里面对的是白人法官，接受白人的起诉，并且在白人卫兵的押送下站在被告席上呢？谁还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仍然不偏不倚？
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非洲人能有幸接受自己的亲人和同胞的审判呢？
让我来告诉阁下为什么：这个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的真正用心是想使法庭的公正服从国家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与文明世界普遍接受的司法规范是多么的不相符。
我感到压抑，因为白人统治的气氛充斥了法庭的每个角落。这种气氛不禁令我想到法庭之外我的人民在同样的白人统治下受到的非人虐待。
这一切也提醒我：我没有选举权，因为白人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议会；我没有土地，因为占人口少数的白人霸占了我们国家大部分土地、强迫我们住进极为贫困的“保留地”。那里人口拥挤，牲畜无处放养，我们被饥饿和疾病折磨……
法官：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这与最后一点有关，先生，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阁下允许我展开论述。
法官：你已经对此谈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已经超出了请求的范围。
曼德拉：阁下，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法庭必须考虑到这些。
法官：我完全清楚你的处境，曼德拉先生。但你必须不超出请求的范围。我不想了解饥饿问题，依我看这与本案无关，至少目前是这样。
曼德拉：但是阁下已经提出，在这个国家只有白人的法庭。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我能向阁下证明法庭之外的种族歧视剥夺了我的权利，无法给我公正的待遇，那么这些当然就是有关的事实了。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推断出，无论种族歧视发生在哪里，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陈述这一点的唯一理由。
法官：恐怕我不得不打断你，你必须仅限于陈述理由，要求我回避的真正理由。
曼德拉：阁下，我要讲的下一点是：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能让我相信这么多年来造成如此众多的不公正和痛苦的种族歧视制度会在这里给我一个公正而公开的审判呢？一个非洲人被告也许不会把法庭看成是公正的、不带偏见的审判者，而把它看做是白人的工具，用来惩罚我们中那些为从白人折磨中解脱而呐喊的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很担心这种法律体系会让有罪者把清白之身拉上法庭。它让邪恶控诉和报复正义。它会降低白人执法者面对黑人当事人时在法庭上应持有的正义标准。这是我提出请求的第一个理由：我得不到公正而恰当的审判。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我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没义务去服从一个不能体现我意志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威的基础，这是整个文明世界公认的神圣准则，它构成了自由和正义的根本基础。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选举权并在国家管理机构中有直接代表权的公民应当在道义上和法律上受国家法律的制约。
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非洲人认为自己既没有道义上的，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那些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我们也不会信任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庭。
我知道，在过去许多这种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经支持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有些法官甚至公开批评这种拒绝承认人们生来自由、平等的政策，并且无畏地诅咒这种剥夺人民权利的行为。
但是，这只是我们国家建立的荒唐的司法体系的例外现象，而不是它的必然结果。这些例外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即使是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也有正义之士，他们的正义感使他们反对白人兄弟对人民犯下的残忍罪行。
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中有些白人具有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念，无论为数多么少，我都很欢迎。但我对这一事实的意义不抱幻想，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健康的迹象。这样诚实正直的白人很少。他们完全不能让大多数白人相信白人的霸权会导致危险和灾难。
无论怎样，如果一个指挥官把胜利寄托于敌人中同情他的事业的几个士兵身上，他将是毫无胜算的。一位称职的将军会把取胜的信念建立在自己指挥下的优势兵力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此毫不妥协地斗争到底。
我非常痛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与他斗争了一生，现在仍在与之斗争，我会一直与他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使我恰好遇到一个能让我尊敬的法官，我也仍然强烈地憎恨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它让我觉得自己是白人法庭上的黑人。这是不合理的。我应该得到保证，我正在被一个南非人审判，他不把我视为只适用特殊类型的正义原则的下等人。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轻松自如。
现在这样的气氛不能让人产生安全感和对法庭正义性的信任。
法庭也许会说，他保证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审理此案，在决定我是否犯有政府控告的罪行时，法庭不会受我的肤色及其他不恰当动机的干扰。
法庭的回答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回答完全没抓住我论述的关键之处。
正如我早已指出的那样，我的反对不是针对阁下本人，也无意怀疑法庭的正直。我的反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如这般构成的法庭会使非洲人被告产生极大的疑问，怀疑自己是否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审判。
在这个国家法庭的构成中黑人受到不公正的歧视，这一客观事实让人产生这种怀疑。无论主审官的保证是多么的真诚，仅凭这种口头的保证是无法消除这种怀疑的。仅有一种办法，唯一的办法，能消除这种怀疑，这就是取消法官任命中不公正的歧视。这是我第一个异议。
我还有个异议，是关于阁下可能作出的类似保证。一般而言，在这个国家中非洲人与白人对公正、道德和伦理的标准是不同的，而我很难确定阁下所持的是哪一种正义标准。
在彼此交往中，南非白人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公正合理的，而这一政策却已经在文明世界激起了诚实正直之士的义愤。他们压制我们的意志，阻碍我们取得自由，剥夺我们获得精神和物质进步的机会，不允许我们有恐惧和欲望。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留给了白人，却让我们黑人满足于用白人吃剩的残羹剩饭充饥。这就是白人的正义标准。他们的伦理观念包含其中。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护，评判白人的道德标准必须看他是如何使居人口多数的人民处于农奴和下等人地位的。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和追求自由幸福视为人类最高理想。以往痛苦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把白人视作一种野蛮残忍的人种，他们轻视我们的权利，不关心提高我们的福利，这些使他们的保证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我希望并且相信阁下不会轻视我的异议，认为它无足轻重。我决定坦率、诚实地讲话，因为我提到的不公正包含着使我们国家和人民处于极端危险之中的可能。除非立即驱除邪恶，否则我们将会发现，为了引起国家对我们政治要求的注意，即使在法庭上坦诚直言也不过是一种懦弱的方法。我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最后，我只想说，法庭认为能证明我这种请求正确的理由是存在偏见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偏见。我在请求中只谈到了一些客观事实，并由此得出这种可能——我得不到公正合理的审判。
法官：原告先生，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原告：很简单，阁下，我只想说明，根据法律被告人有权要求取消某个法官审理其案件的资格。我认为被告人的请求不符合这些法律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因此我请求法庭驳回这个请求。
法官：（对曼德拉）你的请求被驳回。现在你想对自己的指控进行辩护吗？
曼德拉：对于这两项指控，乃至所有对我的指控，我都要说：我无罪。我是清白的。
当时的总理维尔沃德博士的私人秘书巴纳德先生也是证人之一。关于曼德拉写信给总理要求在1961年5月召开国民大会一事，曼德拉反复盘问了这个证人。首先，曼德拉宣读了信的内容：
我受全非国民行动委员会委托，就以下问题向你的政府发表声明：
全非国民行动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执行1961年3月25—26日在彼特马里茨堡举行的会议之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城乡各地的1500名代表，他们代表145个宗教、社会、文化、体育和政治团体。
会议注意到，你的政府在一部分欧洲人的指使下决定于5月31日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
与会代表坚决认为，你的政府只代表我国的少数人口，在没有征求非洲人民意见和解决人民的反对之前，你们无权这么做。大会担心你这个因其可恶政策而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政府，会在这一共和国中继续执行更残忍的政策，破坏非洲人民的权利和生活状况。
会议认真考虑了非洲人民今天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局势。许多代表注意到这种无耻行径：你的政府强迫齐鲁斯特、西库库尼兰、庞多兰、南哥马和滕布兰等地的人民接受不受欢迎的班图统治体系。代表们指出，无数事实和事件证明，这个国家的种族关系正在迅速地变得越来越糟。
会议坚决认为，只有召开一个能代表所有南非人民的自治国民大会，起草一份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宪法，才能解决种种危险的局势。这个大会将以健康、严肃的态度讨论我们国家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使各个层次的人民的利益都能得到体现和保护。
会议一致决定要求你的政府在5月31日之前召开这样的大会。
会议进一步决定，如果你的政府在上述时间之前不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成立共和国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