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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夫开始不断地往监狱里送文件和书刊，上面标明是给曼德拉的。这些书包括经济方面的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急切地想读一读这本书。监狱当局把《战争与和平》退给了乔夫，告诉他监狱领导绝不允许把共产主义书籍，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送给一名犯人。
在开庭5个月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法院的法庭由于要进行辩方陈述而被挤得的水泄不通。主要顾问布拉姆·费舍尔，总结了辩方律师将要证明的：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承认，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将否认，随后他说：“法官，辩方的陈述将由纳尔逊·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陈述开始。因为他参与了‘民族之矛’的组建，他将向法庭讲述这个组织的开始一直到1962年8月的历史。他本人在那时被捕了。”
“阁下！”尤塔失望地叫了起来，请求法官警告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远不如接受法庭质问重要。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道，“被告的辩护律师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来向他的委托人建议，不需要你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雪对法官的建议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没有谁不知道刑法条款。”然后他接着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出庭。”
曼德拉慢慢地站起来，调整了一下他用于阅读的眼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读他的声明：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有文学学士学位，在约翰内斯堡曾与奥立佛·坦博一起做过几年律师。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作为我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是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都是源于我在南非的遭遇，和我感到自豪的非洲历史，而不是因为任何外人可能说过什么……
“我希望生活能给我机会，为人民服务，为他们的自由斗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就是推动我做那些事情的动力。
“说到这里，我必须马上而且详尽一点地说一说暴力问题。到目前为止，法庭得到的情况，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然而，我并不否认策划了破坏活动。我那样做既不是因为自己的鲁莽，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在冷静而理智地考虑政治形势之后制订了计划，这种政治形势源于白人对我的人民多年的暴政统治、剥削和压迫。
“我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他接着谈到非国大与“民族之矛”间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述了政府暴力。政府暴力在1961年最终导致非国大决定以暴力对付暴力。“但我们选择的那种暴力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们身后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我们把谈判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要地回顾了1912年非国大的成立及其在长期斗争中的政策。
“但白人政府并不为之所动，非洲人民的权利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们的领袖卢图利大酋长1952年成为非国大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用他的话说就是：‘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而又谦逊地敲一扇关闭的、上了闩的门？这种温和又有什么结果？过去30年我们看到的只是数不清的法律，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没什么权利可言了。’”
曼德拉接着描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法律更加严厉却没能阻止抗议活动；在“判国罪审判”中他们所受的全部指控统统被推翻，包括指控非国大图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就像当前的审判一样，政府总是试图给其对手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但是非国大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沙佩维尔枪击案后，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决定蔑视这项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白人政治组织如果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那么当政府宣布他为非法时，他决不会自行解散。
他提及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谈论暴力，探讨“有一天他们将与白人战斗，夺回他们的国家”。
“尽管如此，我们非国大的领导们总是劝说他们避免采用暴力，而利用和平手段。当我们这些领导中的一些人1961年6月份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否认，我们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没有种族主义的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已开始对非暴力政策失去信心，他们正在形成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念头。”
他提醒法庭注意，暴力已成为政治舞台的特征：“城区已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订计划，准备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给予正当的引导，将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些小组将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付非洲人以及白人。”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农村地区产生的那种暴力：“虽然这种暴力起源于反抗政府的斗争，但它越来越成为农村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反抗政府的斗争。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斗争，除了可能的死亡和怨恨外，什么也别指望。”
因此，1961年6月初，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始筹划建立“民族之矛”。
他说，非国大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至于“民族之矛”，他的发起人感到国家正在走向黑人与白人间的内战，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它灵活、能让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随机应变；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必须把内战作为最后一招棋，让未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进行内战，但如果内战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有所准备。”
“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我们选择了破坏活动这种形式，而且在做出任何未来决定前将充分利用这一形式。”
在进行了第一批破坏活动之后，曼德拉承认白人没能作出反应，提出变革。按照他们的特点，他们又退回到“牛车阵”中。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受到鼓舞。突然间希望又出现了，他们盼望的事情在发生着。城镇里的人们对政治新闻变得很关切。最初的胜利激起了人们极高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距离自由还有多远。”
“我们‘民族之矛’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黑人与白人界线已分明，他们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白人的报纸报道说，进行破坏活动将被处以死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继续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呢？”
他说：“种族冲突已使几十名非洲人丧生。南非还能经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不使暴力和恐怖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呢？
“经验告诉我们，造反会使政府有无限机会任意杀戮我们的人民。但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浸透了无辜南非非洲人的鲜血，我们觉得有责任进行长期准备，以便用武力保护自己免受武力侵害。如果战争不能避免，我们希望战争能在对我们的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最有利而且使双方伤亡危险都最小的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争。
“所有白人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但没有一个非洲人有这种条件。在我们看来，建立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核心力量很重要，它可以为将来的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受过训练的文职行政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核心队伍，一旦时机成熟，非洲人就能够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描述了他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以及他接受的训练。法官面前摆着他记录这些事情的笔记本，那些东西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在对姆托罗的部分证词进行驳斥之后，曼德拉谈到了政府指控中的一点，即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有相同的目标。
“非国大的宗旨是，而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他并不是‘把白人赶进大海’那种叫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的概念。非国大所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其含义是非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自由、能够自我发展。
“非国大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它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但并不是国有化；它规定矿藏、银行和垄断工业国有化，因为大垄断企业都由一个种族控制，如果不进行国有化，即使政治权力扩散，种族统治也会渗透进来。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营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现《自由宪章》的目标，就会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非洲人开辟繁荣的新天地。就我所知，非国大从未鼓吹过要对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也从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
“就共产党而言，如果我对其政策理解得正确的话，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建立国家。尽管为了短期内解决白人统治造成的问题，共产党准备为《自由宪章》而奋斗，它只是把《自由宪章》看做其运动的起点，而非终极目标。
“非国大不像共产党，非国大只吸收非洲人为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为非洲人赢得统一和全部政治权利。与此相反，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用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取而代之。共产党想要强调阶级差别，而非国大想要调和这种差别，这是两者本质差别所在。
“的确，非国大和共产党之间一直在密切合作。但是合作仅仅证明两者目标一致——推翻白人统治，而不能证明双方共同利益完全相同。
“世界史上这样的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英国、美国与苏联联合对付希特勒的例子最有说服力。除了希特勒，没有人敢说这种合作意味着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努力实现共产主义。
“类似的合作的例子可以在‘民族之矛’内部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就有人通知我，说共产党将支持它，后来确实是这样。”
曼德拉举了一些例子，说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并未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他还描述了过去共产主义分子如何能够而且的确变成非国大成员，这些人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曼德拉回忆起他年轻时，说自己曾是“青年联盟”中一个小组中的一员。这个小组想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国大。该提议遭到惨败，连保守主义者也在反对者之列。他们认为非国大从一开始就要成为一个非洲人民的议会，能包容各种政治信仰，而不是只有一种派别的政党。他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对共产主义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可能南非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非洲人政治家愿意把共产主义分子作为朋友呢？但对我们来说原因很明显。在当前阶段，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理论上的差别是一种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且，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分子是南非唯一准备平等对待非洲人的政治组织，他们愿意与我们共同进餐，同我们谈话，与我们住在一起并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的准备与非洲人共同努力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倾向于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由于立法机构把所有支持建立民主政府和争取非洲人自由的人都称作共产主义分子，并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宣布他们中的许多人非法；上面的行为更让人相信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尽管我本人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从未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也被那项可恶的法令宣布为共产主义分子。我还被关押起来。
“不仅仅是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把共产主义分子看做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中，共产主义国家联盟一直在支持亚非国家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看起来比一些西方大国更同情我们的痛苦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声音比绝大多数白人世界的更响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我在1949年时那样傲慢的年轻政客才会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转而谈论个人立场。“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者。”然后他讲述了他在特兰斯凯、在滕布兰德地区代理酋长的监护下成长的经历。现在他被无阶级社会的念头所吸引，这部分是由于阅读马克思著作，部分是由于他对南部非洲早期社会结构的赞赏。那时，土地属于部落，没有任何剥削。
“的确，我曾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也是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如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