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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似乎是想让“吵闹小子”在法庭中重复这样的言论。不幸的是，罗本岛不是法庭，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监狱，是“吵闹小子”和他的同伙蔑视正义和法律的地方。实际上，如果巴登赫斯特更卑鄙的话，他会告诉审判官是他负责管理行为。毕竟，是法官们在种族隔离法下对囚犯判刑，而他仅仅是执行这种种族隔离法律，是用典型的种族主义方式将这种法律运用于法庭的牺牲品上，而这种权威是通过法律和法庭授予的。
但是，关于南非审判制度的国际观点似乎对他们部分人产生某种有利的影响。在玛迪巴与“吵闹小子”冲突之后，我们相信高级长官不会在罗本岛上再耀武扬威很长时间了。无论巧合还是必然，巴登赫斯特制定的规则实际上已不能再次生效。尽管他一再折磨、压迫和残害我们。但他的把戏一再遭到失败。他的目标就是要残害我们，羞辱我们，并暗中破坏我们的信念，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
像他的前任一样，他失败了，离开了——正是我们这些长期的囚犯过去通常说的：“看守警官来和去，我们留下继续。”
在和狱警的关系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纳尔逊同志对高级警官和低级警官的态度明显不同。
在知道他的低级狱警眼中，纳尔逊显得慈祥而富有魅力。许多年青看守对他很友好，偶尔向他请教他们自己的工作或社交问题。有些人从父母那里带来问候，他们的父母很想见他，并羡慕他们的儿子能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伟人。就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非洲白人在性格上并不一致。
高级长官成了玛迪巴的目标。他们不仅要回答对腐败的管理规则的攻击，而且还要就尖锐的对抗政府的问题与宣言为政府进行辩护。“你为什么压迫我们？你的肤色并不使你更加高贵。我们都是人，我们需要政治地位。我们要求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连罗比·雷布兰特这个卖国贼和纳粹的同情者都受到了赦免。我们不是叛徒，我们是爱国者，让我们自己写回忆录。”他们也许会拒绝某些主张或拒绝接受纳尔逊的要求，但他坚持攻击他们的痛处，直到他们非常尴尬，辗转不安。
通常，这些高级警官因为无知而憎恨他，吉米·克鲁格，那时的监狱部长，便是一个无知者。
在1978年他参观罗本岛时他与玛迪巴有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玛迪巴提出囚犯的要求以及讨论主旨问题。会见后，玛迪巴感到极其失望和震惊。对玛迪巴来说，这个部长对非国大的历史和政策一无所知。他无法讨论非国大的自由宪章，因为他从未读过。而这当然不能阻止他指责这个文件是共产主义的文件！人们怎能期望从这样的法官和监狱部长中得到正义？
显然，只有监狱和坐牢！
尽管十分厌恶吉米·克鲁格的无知，曼德拉同志也只能劝他了解一下非国大的历史和自由宪章。他也许曾试着这么做，因为从那以后他便失去了大臣职务。天知道他的那位野心勃勃的安全长官发现他居然在读“禁读文件”，于是便在他的名下准备了个不敢恭维的材料详尽的档案！
曼德拉同志与中级警官的关系并不大好。他们在妄图爬上统治阶级台阶的欲望支配下，表现得比高级军官更加极端。只要他们稍有这样的神情，玛迪巴总是冷冷地讽刺道：“听着，你只不过是个低级警官，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要见你的上级……”
监狱头目普林斯中尉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级狱警，他曾经阻碍安迪姆巴·托伊沃·加·托伊沃往外寄信，只因为他们不喜欢纳米比亚＇4＇这个字眼。这家伙毫无头脑，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考虑这样的失礼意味着什么。
纳尔逊曾拿着妻子申请探监的来信去见普林斯中尉。结果这份申请以极其荒谬的理由被拒绝，那理由是纳尔逊不想见她。纳尔逊不想见他自己的妻子？瞎说！
普林斯中尉还未察觉纳尔逊的不满，竟称温妮只不过是在寻求公众注意。公众注意！胡扯！种族隔离制对他妻子的这种不断的迫害，一个自命不凡的小狱警的荒谬言论，简直使玛迪巴发疯了。他冲普林斯中尉晃着铁拳，暴怒地吼着让他滚开，然后怒气冲冲地甩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他回到牢房时仍气喘不止，有人甚至低声说他需要镇静剂来平抑血压。
不久，狱方就指控纳尔逊威胁监狱长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尔逊一直都盼望着这样。因为他要对普林斯中尉进行反控诉，控诉他的上级，控诉整个监狱体系，控诉所有黑人痛苦的根源——种族隔离制度。
他的辩护律师不高兴见到这样的辩护词，因为这似乎是在对抗法庭和政府。同法庭和政府对抗并不是纳尔逊担心的事。不管怎样，白人政府及白人法庭都仇视所有黑人的利益。这种敌对情绪在任何白人政府的处事态度、政策，以及它的结构和程序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曼德拉精心写就的辩护状无可争辩地表明黑人已度过了只能爬行的阶段，已经到“站起来”的时候了。无论监狱内外，无论任何地方，都已经到了站起来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时候了。站起来吧，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力量！监狱这个社会机构曾经被仅仅用来恫吓和强迫南非黑人，使他们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只能用腹部爬行并只能称白人为“老板”。现在这里正是站起来展示黑人身份的地方。
这就是曼德拉的辩护词。没有道歉，只有反控诉，只有勇敢的挑战。
然而，案件未被受理，当局察觉到纳尔逊辩护词的用意后就撤消了这个案子。
他们本不会知道，但他们通过在纳尔逊请教律师的房间内安装的窃听器偷听到了辩护状的内容。纳尔逊和他的律师也的确发现房间内安装了监听他们谈话的窃听装置。
于是另一场辩论开始了。纳尔逊开始抗议监狱当局干涉他合法言论的非法行为。
监狱总部不得不修改法令以使以往的非法行为合法化。
当局在获悉曼德拉的辩护状之后不久，就打算没收他为辩护起草的全部文件。然而，纳尔逊凭着他的机智和长期与敌人的卑鄙策略做斗争的经验又一次击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在应付监狱、法律以及各种窘迫环境的惊人的胆略，使得他又一次赢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
监狱当局倚仗压倒性优势和有利条件，试图策划一个秘密行动。窃听器事件发生之后，纳尔逊向律师咨询的行为受到了妨碍。他每一次申请律师来罗本岛都被当局一再拖延。然而这种试图在没有律师为纳尔逊辩护的情况下开庭的作法受到了纳尔逊强烈的抗议。
一天，局面似乎突然开始好转。一封来自律师的信说他将在某日来罗本岛。监狱当局也证实法庭将于信中提到的日期开庭，并且同意律师为纳尔逊辩护。然而在未通知纳尔逊·曼德拉的情况下，开庭几天前，他的律师得知由于对纳尔逊的上诉已被撤消而不必再前往罗本岛。
纳尔逊在开庭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法庭继续着宣称指控已被撤消的虚伪把戏。
当官员们围上来要求纳尔逊提交辩护状时，他几乎还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是政府的狡滑的圈套。自此以后，当局就有权随意剥夺囚犯的任何财产。纳尔逊交出了辩护状并表示了抗议。
如果监狱当局以为这圈套是对纳尔逊的“致命的打击”，那他们还会再打其他主意的。尽管这些文件已被夺走，纳尔逊仍抗议说文件是他的，并为重新得到它而采取了行动。在经过漫长的合法抗议之后，文件终于又被归还给他。
纳尔逊唯一的目标是通过他的律师把这些文件送到狱外。狱方当然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迫撤消了这个案件。
文件归还之后，纳尔逊继续坚持认为律师有权阅读并代他保存这些文件，或者，如果当局拒绝该建议，他妻子应在他出狱前保存这些文件。
当局自然不会让如此危险的文件落入“不负责任的人”手中。让它和纳尔逊一起待在牢房里才最安全。在狭小的牢房中，它才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纳尔逊同志从未放弃将这颗定时炸弹拿到外面去爆炸的努力。这可能会破坏对丑小鸭变白天鹅般改头换面的种族隔离的美化宣传。纳尔逊从不放弃，每一天、每一小时他都想着斗争。他的梦想和行动反映着他的思想。
第六章 漫漫长夜
四、“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虽然被剥夺了自由，但他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认为除了探视，学习的权利比任何其他优待都更为重要。曼德拉继续读法律学位，可以学到夜里11点钟，姆贝基及其他大学程度的人也可以这样。但是，那些准备考大学的人必须早一小时结束。如果被人发现在规定时间以后读书的话，那就要被罚禁食三顿。菲基利·班姆在入狱前是一位读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很欣赏那样的场景：曼德拉告诉大家题目，接着引导大家开展政治讨论，以此来考查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犯人不断进行交流，相互学习，最可怕的处罚是减少学习时间。
由于曼德拉最初是在1962年判的刑，他获准修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政治犯大批来到岛上之后，狱规有了更改，不可能及时得到最新书籍来完成课程。接着，当局禁止政治犯修读研究生课程，这残酷地打击了他们的求知欲。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由于不许学法文和德文，他改学高级阿非利卡语。
政治犯不许看外界报纸和听外界的广播。有一次，因为发现他牢房里藏有剪下的报纸，曼德拉受到指控和处罚。可是犯人们还是想方设法搜集消息，利用每一点滴信息，分析它的内在含义。
突然，他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他被剥夺了一切学习权利，为期四年。监狱的官员声称发现他的牢房里藏有“回忆录”，而政治犯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的。纸张控制得很严，仅够学习和写500字的信用的，现在可以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500字的信。曼德拉要求狱方“给我看看那本回忆录”，但狱方从没出示过。
曼德拉将罗本岛监狱成功地变成了一所“曼德拉大学”。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成长，他对南非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对自己的信仰和道路有了更新的认识。
迈克尔·丁卡凯1966年因涉嫌搞破坏活动和担任非法组织职务而被判刑，15年后，他于1981年从罗本岛被释放。下面是来自他的叙述：
在罗本岛上每天早晨5点30分，守卫就敲起大钟——自70年代末以来改成了放音乐——叫醒每个犯人。值夜卫兵敲得这么卖力，钟声差不多都能把死人给震活过来。除了偶尔一两个同志之外，睡得再熟的人也无法在钟声的喧闹中继续睡下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犯人都养成了这种习惯，早晨不再需要钟声或是音乐声也能毫不费力地从毯子上“跳”起来。
牢门要到6点3刻才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小时零一刻钟就贡献给了日常杂务：卷起草垫或毛毡，＇5＇打扫牢房，举起紧握的拳头向对面牢房里的犯人问好（从他们的牢窗能看见自己），做一些身体锻炼，在桶盖里洗脸。
室门打开后，犯人们冲出去清洗马捅，那些不愿在桶盖里洗脸的人可以用浴室里提供的小盆。牢门打开后，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有人围着监狱单元的小院子慢跑。那些轮到“phaka”＇6＇的人去分饭。
早饭已毕，随着“集合”的口令，我们排成两列，走向第一道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门，每道门前都站着警卫。在每道门前我们都得停下来，这时总有卫兵喊“队列肃静”以及“脱帽”。
“脱帽”这个口令让犯人很不舒服。不久以后为非洲及黑人犯人准备的布帽，以及为亚洲或其他有色人种犯人准备的便宜的毡帽，就从制服中消失了，这是因为犯人们拒绝在去采石场的路上戴帽子。
在石灰采石场度过的日子里，每个犯人都从事着过度繁重的劳动。犯人的工作每天都在变化。也许上午某个犯人还忙于这一组的任务，而到了下午，他又得参与另一小组的劳动。最忙的是“学习阶级”，一个人学的科目越多，他的时间就越紧。
通常，进行课程讨论时无法作任何记录。然而当必须要作记录时，他们就只能秘密地进行以不致被看守发现，否则会惹麻烦上身。采石、装车、烧石灰这些工作对于他们的讨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妨碍。
另一项活动是政治讨论。一次当我来到一个单间的牢房时，非国大成员们正在讨论非国大的发展历史。我们当然没有任何书面资料，但争论的发起者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就是非国大的活历史。沃尔特同志记忆力非凡，他不仅能记住那一系列事件和回想起参与人的姓名，而且还能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
罗本岛上禁止讨论政治，因此讨论只能在看守不在时才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