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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缺少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41＇此外，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如前所述，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可是中国的许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们“左派骂新自由主义，右派骂福利国家”，似乎还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它们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42＇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上英国人欺负过布尔人，并通过以强凌弱的英布战争灭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布战争中布尔人遭到“屠杀”，在“集中营”里大批死亡，给布尔人留下深刻的创伤。南非各地有关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星罗棋布，时刻提醒布尔人——现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过去。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阿非利卡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们在压迫黑人时，对英语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规劝、指责与制裁还特别理直气壮，认为你们过去欺负我们，现在有何资格跟我们讲人权？
“抗英战争”纪念地
南非前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43＇
于是阿非利卡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正义性”。这就不难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顽固坚持种族压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词。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在南非废除奴隶制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恼怒地斥责此举破坏了白人与黑人间“合乎体统的关系”。＇44＇由此导致的英布关系紧张，在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为英布战争。1910年，原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演变来的殖民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立布尔人主导的南非联邦。当时布尔人通过的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英治下允许黑人购置与拥有土地，黑人区可以选举代表，建立权力有限的议会等，独立后布尔人说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都废除了），于是就有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阻止这一进程，他们因此被骂为“南非奸”、“英国人的同伙”，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内政等等。＇45＇布尔人理论家在论证“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论时，经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南非联邦主管土著经济的霍洛维就声称：美国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强加于南非。＇46＇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却顽固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在后来阿非利卡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反殖民主义”来抗拒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压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结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强烈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同年另一件“外国人干涉内政”的事件是黑人领袖、非国大主席卢图利大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当局又一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阿非利卡人有偏见”。＇47＇
相反，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怀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称“亲英派”，他说：“英语对阿非利卡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这英语世界两大领袖发表《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原则，阿非利卡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并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文本发表了《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48＇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南非官方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白人喜欢自由，黑人喜欢被奴役，这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征”，保持这种种族“文化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各自发展”，他们就可以避免外来影响而实现自己文化的“复兴”了。因此南非的各个种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发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园就是“班图斯坦”。在班图斯坦实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49＇因此布尔人掌权之后，就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专制为主的“班图制度”。
对此南非黑人领袖给与断然的反驳。纳尔逊·曼德拉指出：人权是所有种族与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50＇
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呢？而面对外部世界的批评，一些人也与南非布尔人一样从历史上受外部欺负的经历中获取“正义感”，认为欺负过我们的外国人没资格批评我们。然而南非民主化的过程已经证明，这样的逻辑是无法面对历史潮流的。
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二、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
中国与南非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比较点，比方说“矿难”的比较（中国与南非都是“矿难大国”，而且矿难具有身份性：中国的农民工与南非的黑人是矿难的主要蒙难者）等等。但是最本质的比较应该是体制上的，尤其是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的劳工制度与土地制度。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与我国规定“农民工”只有“暂住”权，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我们叫“新农村”，南非叫“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而种族隔离时代的“民工潮”才与中国如今类似，是由本国“流动工人”构成的。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中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而我国还处于“持证流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阶段。
在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51＇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21世纪初索韦托“非洲最大的”巴士站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州车站
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农民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打工挣钱，而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与自古以来百姓对朝廷的劳役负担性质类似。那时只要农闲，青壮农民几乎都要“出民工”，有时连农忙时也要保留部分“民工”连续作业。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这种劳役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