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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女诫》《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段话，又让胡适重申男女在离婚上的对等权：
看官须要认明这个“礼”字。这个《礼》是古时一班“男子”，以自私自利之心来定这部《礼》。他所说的话，全是男子一方面的话。从前有位女豪杰，狠有思想的，说“当时若使周婆制礼，断不敢如此”。这句话，千古以来，传为笑话，哪晓得这句话，真正是千古名言。即为再嫁一事，男子何以可再娶？女子何以不可再嫁？千古以来，却没有人能明明白白的讲解一番，只可怜那些女子也，只晓得糊糊涂涂的守着这话做去，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其实“夫妇之道，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曹大家不是说过的吗？既然说“以和亲，以好合”，丈夫死了，或是被出了，什么和，什么好，都没有了，为什么不可再嫁呢？丈夫不肯为了“和”、“好”而不再娶，女子又何尝不可再嫁呢？所以我说这个《礼》是一班自私自利的臭男子定的，并不足据的，尽可不去管它。＇17＇
不管胡适在批判班昭的时候是如何激进，他当时毕竟还是彻底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给人的信念可以是根深蒂固的。《女诫·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这些所谓“阴阳”、“神明”、“天地”、“人伦”也者，胡适显然不假思索就认同了。他的批注是：“何等郑重，曹大家于此一节，颇知注意，总算是有点阅历的话了。”＇18＇胡适既然认可“阴阳参配”的概念，如果“阴”与“阳”是平等的，如果“阴”与“阳”是“相敬如宾”的，他显然是可以认同“阴”为“阳”之辅的。有关这点，最有意思的例证，是以下的一段批判。《敬慎第三》：“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胡适评说：
你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难道丈夫做强盗做贼，做妻子的都不应谏阻吗？丈夫忤逆不孝，弑君弑父，做妻子的都只好听他吗？甚至于丈夫把妻子卖给人家为妾为娼，难道也只好顺从吗？那古人说的“内助”到底助什么呢？古人说的“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又是什么道理呢？古人说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既然说“以顺为正”，自然有个“以不顺为权变”的反面文章在里面，若照曹大家这话说去，岂＇只＇是妾妇之道，简直是娼妓之道了。①①139
这段批注批判的主题是：夫妇之好，建立在妻子守其“恭下”的本分；而“恭下”之道无他，不跟丈夫争是非曲直是也。胡适的反驳固然振振有词，然而，更有趣的，是他所用的“谏阻”、“内助”这两个字眼。这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说溜嘴（Freudian slip），而是他来自于传统文化、未经挑战的信念。在“阴阳参配”的前提之下，“阴”既是“阳”之辅，则妻子应扮演“内助”的脚色，作“谏阻”的工作，就不言可喻了。胡适留美以前对女性的看法，他在《留学日记》里作了反省。他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里说：“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19＇
胡适另外一个当时不自察、未经反省的来自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妇女节烈之天经地义。《女诫·卑弱第一》：“忍辱含垢。”胡适义愤填膺地批道：
这四个字，不通极了。我们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口就是节，闭口就是烈。这节烈二字的意思，就是说那女子的品行名誉，断不可有什么玷污。如果有了一些羞辱垢污，总要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不然，那就算不得节烈了。怎么这位曹大家倒要教人忍辱含垢呢！难道曹大家还不赞成那些节妇烈女，和那些有气节的女丈夫么！不通！不通！＇20＇
《敬慎第三》有言：“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如果这句“避强莫若顺”是合理的，那么古来那许多殉节守贞的节妇烈妇，她们都是不肯“顺”的了，都是不肯避强的了，难道这些节
①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1。
妇烈妇都不合理吗？＇21＇
聪颖、有机会留美、勤读书、敏于观察、能反躬自省的胡适，很快地就摆脱了传统节妇烈女的崇拜。留美归国以后的胡适，在一系列的文章里抨击了节妇烈女的崇拜及处女偏执狂。他指斥贞操论是“全无心肝”的。他在读到了上海县长呈请江苏省长褒扬一位陈烈女的呈文以后，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来看，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在回答一个读者来书，询问应该如何对待被人强暴的女子的问题，他回答说，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什么损失……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我们在此不必斤斤计较胡适说溜嘴了的“失身”、“变态”这两个字眼，而把重点放在他所反问的话上：“娶了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了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22＇
如果胡适在留美以前，已经开始对女德作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对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媒妁之言的婚姻，想当然耳地，也是他关注的论题。由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经由媒妁之言，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而这个留美博士、鼎鼎大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却能与人人都认为不能跟他匹配的江冬秀白头偕老，历来研究胡适的学者，总喜欢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他不情愿、不甘心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在胡适研究资料收集上最孜孜不倦、用力最深、贡献最大的周质平有一个理论。他说，胡适对中国一些风俗制度的辩护，特别是他在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其所反映的，是他想“为宗国讳”的“中国情怀”的情结。他解释说：胡适“在面对华洋不同读者时，有他不同的说词和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也多少可以看出他在自己婚姻上，所经历的一段挣扎与妥协。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制辩护，不如说他为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一个理由。”＇23＇
图3 1910年代初的江冬秀。（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周质平的这个“中国情怀”的说法，其实类似美国学者列文生（Joseph Levenson）对梁启超的论定。列文生说梁启超在思想上其实已经疏离了中国的传统，只是在情感上，他无法跟它一刀两断。＇24＇从这种诠释的角度出发，胡适对中国风俗制度，包括婚姻制度的辩护，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卫机制，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合理化。事实上，胡适在美国的时候，或者说，他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如果比较倾向为中国辩护的话，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身在异国，亲身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那种感觉必须要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如人饮水而冷暖自知的。胡适1915年3月22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说明了他三年来，演讲了七十余次，而却能乐此不疲的原因：“此邦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不可不有人详告之。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吾有此机会，可以消除此种恶感，岂可坐失之乎？”＇25＇
这“为宗国讳”的话固然是胡适自己说的，然而，我们不可以在不考虑胡适说这句话的脉络，就贸然拿来作为胡适写英文论著时的心态的自况。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在1914年7月26日。当时，他正深自思索“爱国”与“是非”的问题。我们会在下章里，再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来说，1914年4月，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旖色佳新闻报》（Ithaca Journal），即胡适就读的康乃尔大学所在地旖色佳城的报纸，在报道中引了美国十九世纪初一个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的一句名言。胡适在日记里引用的版本如下：“我的国家，我愿它永远作的都是对的。但不管对错，它总是我的国家”（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胡适不但投书该报，而且在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可以因为爱国而不问是非的态度。胡适的美国师友，有的赞同他，有的则解释说，这句话可以从狭义、广义的角度去作诠释，也可以作理智与情感上的划分，其情感的部分，虽有缺失，是可以体谅的。胡适在日记里，表示他很感谢师友的匡正。就是在这样的问难、匡正、反思的脉络下，胡适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26＇
胡适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为宗国讳”的态度，是“失之私矣”，虽然“其心可谅也”。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是非之心，还是有可能超越爱国之心的。他以自己为例，说虽然他是中国人，那庚子之乱，他还是要说中国是错的。
言归正传，周质平说在传统婚姻制度上，胡适“为宗国讳”。他的证据是把胡适出国留学以前对传统中国婚制的抨击，拿来对比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所作的一个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辩护的演讲。对于后者，周质平举的是胡适1914年6月在《康乃尔时代》（Cornell Era）所发表的《中国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这是他该年一月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周质平说：“其中如‘早婚’等胡适＇出国前＇认为‘罪大恶极’的中国风俗，到了他的英文文章中，竟成了良风美俗了。倒是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了颇不堪的社会习俗了。从这一转变中，我们可以确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胡适所说的‘不忍不爱’和‘为宗国讳’了。”
周质平所拿来对比的，是胡适出国留学以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真如岛》第三回，胡适用故事主角孙绍武的口吻来批判早婚的习俗。他批评少年子弟，年纪轻轻就娶了妻子，从此终日缠绵褥之间。等生了儿女之后，为了一家生计，就没有任何工夫去读书、求学问了。孙绍武还在这回的结尾胪列了早婚的害处：早婚、近亲联姻，是弱种的祸根，个性不和而反目；早婚生子，不懂育儿；父母自己都未成熟，生子必弱；早婚，则求学不专。另一篇则是胡适1908年8月在《竞业旬报》分两期连载的《婚姻篇》。周质平说：
在《婚姻篇》中，胡适更是“笔秃口枯”地痛骂中国婚制，指出许多父母为了早日抱孙，不顾子女前途，糊糊涂涂就急着叫儿子娶妻生子。他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他甚至于把“我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令人惊讶的是，周质平只征引了胡适《婚姻篇》上篇的论述，而完全不顾胡适在下篇所作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在这整篇文章里，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所痛骂的，不只是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换句话说，胡适说新旧两派都错了，都该各被打五十大板。这也就是说，十七岁不到的胡适，还没到美国去留学的胡适，老早就对婚姻制度抱持了一个折中论的看法。胡适开宗明义，就批判新派人物，说他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诊断，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说：
现在的新学家，都说中国的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不自由的。中国的婚姻所以不进步，也只为父母太专制的缘故。一个人如此说，二个人也如此说，便把现在所有的青年子弟，都哄得什么似的，都说这中国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要改做自由结婚的。哎！列位，这句话是大错的，是大错的。＇27＇
胡适说，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胡适所谓的“极不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