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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被迫选择某一黑人家园的“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南非政府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金融邮报》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远远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兰斯凯人将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南非的特兰斯凯人将要遭受更为苛刻的种族歧视待遇。南非说科萨语的人碰到的诸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是与西斯凯①而不是特兰斯凯有联系，班图管理发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们出示特兰斯凯证件。”虽然特兰斯凯当局与南非当局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但1977年3月发布的班图管理发展部文件明确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两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必须在南非遵守通行证法。
①与特兰斯凯一样，西斯凯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萨人。
但特兰斯凯的独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点缀。例如：马坦齐马宣传特兰斯凯的黑人第一次觉得不必要在白人老板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独立”以后，他们在白人面前的态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过凯河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相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马坦齐马也多次表示：“我们的原则是：第一，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第二，这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第三，我们属于西方。”他还宣称：“我们有民主的政体，我们相信自由企业。”有一次，他颇为自豪地夸耀：“特兰斯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有中产阶级的商人，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为从前禁止黑人从事商业活动。这里不再有种族歧视了，人们在自己的家里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了。我们由自己的国会制定法律，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凯泽·马坦齐马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他的弟弟乔治·马坦齐马接替他成为“总理”。
但是，特兰斯凯的“独立”闹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乌干达总统、毛里塔尼亚总统、塞内加尔总理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愚弄，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严正指出：“永远也不应当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扎伊尔、布隆迪、马里、赞比亚、突尼斯、加蓬、加纳等国家纷纷宣布，决不承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所谓的特兰斯凯的“独立”。刚果外交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南非全境开展的日益广泛的斗争证明，不管施展什么高招，种族隔离政权已经面临绝境，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骗局。这项决议以134票赞成、零票反对、l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建立班图斯坦、妄图强化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决议拒绝特兰斯凯宣布的“独立”，宣布它无效，并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对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认，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上，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大会的戴维·马菲姆扎纳·西贝科在发言中强调了依靠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能够克服设置在我们武装斗争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质上的障碍……非洲人正在流血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压迫者让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奥立弗·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凌晨4时，温妮被敲门声惊醒
·温妮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
·“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
·逆境中的叛逆精神
·曼德拉的惊异，“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对温妮来说，逮捕已成家常便饭
·阿非里卡人律师德瓦尔夫妇的人情味
·前安全局头目透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判终身监禁”
“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