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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文集》卷九。
（36）同前注。
（37）同前注。
（38）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文集》卷九。
（39）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40）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41）沈从文，《静》，《沈从文文集》卷四（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42）同前注。
（43）同前注。
（44）沈从文，《生》，《沈从文文集》卷五（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45）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
（46）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47）沈从文，《过岭者》，《沈从文文集》卷六。
（48）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49）关于沈从文对弗洛依德理论的接受，参考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50）沈从文，《凤凰》，《沈从文文集》卷九。
（51）沈从文，《说故事人的故事》，《沈从文文集》卷二（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52）例如吴立昌对《丈夫》的评论，见吴立昌编，《沈从文：与中国文学永生的大师》（台北：海风，一九八九）。
（53）老舍，《偷生》。
（54）沈从文，《萧萧》，《沈从文文集》卷六。
（55）同前注。
（56）沈从文，《巧秀和冬生》，《沈从文文集》卷七（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57）同前注。
第七章 想象的乡愁
——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沈从文作品的大宗是对故乡湘西的有情描写，他也因此一直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尽管他也写过相当数量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对千万读者而言，沈从文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游记、传记、速写和小说。然而，沈从文不是遥想失乐园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召唤乌托邦以讽刺现实的幻想家。在沈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都有重要影响，但他心中所怀的却是更为错综的家园想象。他所重构的故乡，不应仅仅看作是地理意义上的乐园，而且亦是拓扑意义上的坐标，是一种文本创造，务须以多种方式的解读方能厘清它的轮廓。
沈从文乡土话语的中心是湘西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冲突意象。传统的湘西以地形崎岖、苗夷异俗、民风凶险而闻名——对于生活在“中国”（Middle Kingdom）的人们，这里不啻是蛮荒异域。但湘西的奇秀风光也启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杰作：屈原的《楚辞》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1）。《楚辞》既是精妙复杂的政治寓言，也是边远南国文化/神话遗产的文学重现，恰与《诗经》所体现的传统相对而生，而《桃花源记》则被誉为中国乌托邦想象的重要源流之一。两部作品都有政治与历史的创作契机，但在切近的阐释层面以外，两者都召唤并复活了一种被遗忘的过去，被忽视的边缘文化，还有那已经消逝的故土家园。
沈从文相当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传统内写作（2）。但他对故乡的描述中，又含有一种对话意图。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他太知道故乡远非古典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战争，动乱，无知与贫困才是存在已久的现实真相。作为《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伟大传统的最新实践者，他明白自己对于故乡的印象与描摹，无论好坏，都脱不掉屈原和陶潜的影子。他的湘西乡愁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的眷恋，也出于对文学佳作的想象。由这两种因缘出发，沈从文展开对往昔和故土的独特阐说。正当中国作家大多忙于描述战争、饥馑和社会不公之际，沈从文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田园国度，最精彩的例子非小说《边城》莫属。但沈从文亦由此揭示他的乌托邦其实就寄生在现实忧患之中，无非是持续思辨文学、历史对原乡、对泰初的无尽追寻。
在沈从文作品平静顺畅的外表下，我们因此发现一种激进的声音。沈从文明白写作是为了表达中国现实与书写现实的观点，但他也明白，任何此类企图都难免引发自我嘲讽的可能。如果湘西是个已经堕入现实的失乐园，重构湘西只能提醒我们乐园的难以复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就只能是美的残缺性和劫后感。沈从文的重游故地，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文本上的，必将暴露其想象的根源。而他的乡愁，与其说是原原本本的回溯过去，更不如说是以现在为着眼点创造、想象过去。在本章里，我将依照这种“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的诗学，来读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我或许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我的讨论能打开观察沈从文乡土小说世界的多重视角。
“想象的乡愁”：构思一种诗学
乡土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类之一。回顾五四以来乡土小说形成的系谱，鲁迅可以（又一次）被视作先驱者（3）。鲁迅不少小说以故乡绍兴为背景，使之成为充满象征意义的地点；他也是最早试图为乡土文学设定主题与结构的批评家之一。鲁迅的二十五个短篇小说中，至少有三篇，《故乡》、《祝福》和《在酒楼上》表现了他的原乡情结的不同侧面。尽管主题和风格有异，这些小说凸显出了一系列的题旨与意象，如对时光流逝的眷恋，新旧价值观冲突的观察，纯真岁月的追忆，地方色彩和人物的白描，风俗人情的体验，未来变化终将掩至的焦虑，还乡的渴望和近乡的情怯等等。这些题旨和意象在此后数十年间不断被作家延伸发挥，所形成种种苦乐参半的体验，成为我们常说的“乡愁”。
鲁迅也是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个词汇的批评者。他以此描绘作家王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小说特色。对鲁迅而言，这些作家的小说展现中国乡村生活中面临的现代政治、经济局势的冲击，以及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文化结构衰败的必然过程。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乡土文学兴起与发展趋势的观点：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4）
鲁迅看到乡土文学在一九二〇年代发展的趋势，也试图描绘这一写作形式内蕴的矛盾。顾名思义，乡土文学源自作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但只有当作家被从他所挚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理解到他失去了追本溯源的可能，他才能强烈地体会到乡愁的滋味。鲁迅把乡愁和异域情调相对照，正点出了“故乡”似近实远的吊诡。但鲁迅的批判仍不免有残留的本体论痕迹。鲁迅认为，只有当我们失去了以往熟悉的人或事，乡愁才会出现；相对的，异域情调则来自我们对前所未闻的事物一种陌生而好奇的想象。这一对照看起来清楚明确，其实不然。当我们考虑到想象与经验，文本与现实间的繁复互动时，乡愁的界域必须重新评估。
把鲁迅的观点再引申一步，我想说明“乡土文学”在实践与修辞两方面其实都是“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恰恰系于我们对“故乡”这个美好意象的同步（再）发现与抹消。乡土作家写出的，不论好坏，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再能体验的。他们的想象与他们实际的经验其实同样重要；他们追忆往事的姿态与那些被追忆的往事往往互为表里。既然逝水流年只能通过写作行为才能追回，追忆的形式本身或许才是乡土文学的重点。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乡土文学所遵从的模拟准则，及其对写实主义的辩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不可能穷尽这些命题。我只能重点勾勒我的讨论范围。
首先，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俚俗言语、节日传统、礼仪风俗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色彩（local color）的效果。乡土作家或要声称这些地方色彩来自他耳熟能详的事物和时代，但在表现这些事物和时代时，他们却必须着力于将其“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也就是说，他们得采取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在对照的基础上重新观察这些事物，才能点出它们的特色。这就像一个导游为了提起观光客的印象，将自己熟得不能再熟的景物加强描述，仿佛是从观光客的眼光捕捉前所未见的异乡情调。乡土作家之于故土形象因此采取的是一种双重视角。有别于鲁迅的将乡愁/异域情调对立，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结论。当乡土作家把故乡描写得既熟悉又陌生，把所见所闻视若平常却又另眼相看，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已经互相动摇对方的预设。
与此相应，乡土文学中的时空图式框架也比我们寻常所想远为复杂。乡土作家在处理一些传统主题——诸如新旧交替、失去童真，追忆往事——时总是不得不提及时间的无可挽回。的确，在乡土文学话语中，时间有着关键作用。于是在直线进行的时间之外，乡土作家努力另起炉灶，重整时间的顺序。他们借助记忆、想象和书写等仪式，扭转、丰富，甚至变更过去与现在。他们游走今昔，从一个时间点定义另一个时间点；他们立足现在重构往昔，又情牵往昔投射现在。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时间是被有意重组、“错置”了（anachronism）——因此或解放或抑制了作家与读者的绵绵乡愁。
正如“时代错置”的观念左右乡土小说的时间图式，“移位换型”（displacement）的观念则可用来描述其空间图式。前面已经提及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反讽观察，即作家想念乡土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离乡背井。事实上，“移位换型”不仅指出作家的身体远离家园，也指出其人社会位置与知识/情感能力的转换。换句话说，作家的乡愁不仅来自家园的睽违，也来自一种曾经有过、于今不再的神秘“氛围”（aura）——叫作“家”和“乡”的氛围。更进一步，在神话学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移位换型”指向一种叙事手段或心理机制。借着这个机制，作家对无从追溯或难以言传的事物、信仰，或心理状态做出命名或诠释，但也正因为这个机制本身的文本性和权宜本质，任何的命名和诠释又必须付诸再命名、再诠释的过程中（5）——形成无尽的演绎和延异。因此，“移位换型”暗示着乡土作家所处的状况，他借以寻觅已逝时空的方法，以及他在语言锁链中必须承担的命运。既然已逝的时空只能以中介的——因而是错置的、移位元的——方式召唤、弥补，乡愁变成一种总也难以满足的欲望，只能引生出更多回忆和更多叙事。
对于时空图式的重估使我们获得以下两个观点。第一，“原乡”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与其暗示地理学上的真实所在，只对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特殊意义，不如说它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坐标——或用巴赫汀的术语，时空辐辏点（a chronotope）（6）——你我皆可借以安置文本的根源。地点（site），如文本（text）一样，是回忆的核心所在，是个投射复杂人生经验的场域。因此，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的原乡话语借以萌生、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借以表达的所在。更重要的，文本中呈现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的原乡，也是读者如你我的原乡，无论我们实际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第二，以上论辩让我们重新思考乡土文学的写实范式。乡土作家的文学之旅或许始于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时光隧道，追回逝去的人物、事件和价值；勘破现实的迷障，回到意义原初的所在，而故土和家园作为象征正是此一所在的最佳象征。这里关键所在，是对于文学超越时空、重现“真实”的信念。然而在经验和象征两层意义上，乡土文学的追寻都揭露了语言与世界、记忆与欲望、历史与本源之间的裂隙。
乡土文学对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