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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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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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