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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