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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那陪我去看看。
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