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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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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任玉桂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屋里。等窝头蒸熟了,她把两个热窝头刚刚包好想去送给任玉桂,刘大姐就迈进门槛了。道静见大姐回来,放下窝头,悄悄问道:“妈,今天听到什么消息吗?有文件带回来没有?”
大姐脱下一件旧蓝布夹袍,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喘息一下说:“我才听说,最近中央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好像是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可是还没有看见。秀兰,这半天家里没事吧?”
“没有。这文件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不知道红军打到哪里了,心里惦记着……妈,你饿吧?刚蒸了窝头,才出锅,你吃一点。”
“不饿。秀兰,包起来的是什么?”大姐看见了放在桌上的小包。
道静看看准备送给任玉桂的窝头,不觉红了脸:“窝头。我想留下咱们明天吃的。”
大姐突然笑了。她眯着细细的眼睛看着道静温和地笑道:“傻孩子,我知道你又在耍把戏——你把窝头拿给任玉桂,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吃饱了。剩下的好都给我留着。可是自己饿着肚子。这不行哦,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道静难为情地笑着:“妈,你真聪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任老头常常挎着篮子叫卖一天也挣不了一两毛钱,咱们能叫他——一个重病的人……”
“对!秀兰,你这样做是好的,赶快给他送过去吧。可是,我不准许你再瞒着我,你必须吃饱。还有,你不要同他讲到政治方面的事。”
“嗯!”没等大姐说完,道静就跑着把窝头给任玉桂送去了。对于这个骨瘦如柴的病人,她的心中滋生着一种崇高和无私的友爱,对于他的每一点帮助,看见他的病体的每一点好转,都使她感到极大的欢快与慰藉。
但是任玉桂的父亲任老头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开始他不理道静“母女”,虽然住街坊,他却成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谁也不理。后来见道静“母女”对他儿子很好,他脸色虽然好看一些了,但依然不跟她们说话。有时道静坐在他们屋里和任玉桂谈些铁路上的事,谈到“二七”平汉铁路的大罢工,儿子的眼里燃起了热情的光芒,脸上有了激动的红色,老头儿却像个木头橛子坐在板凳上睡着了。因此道静心里有些讨厌他,大姐也嘱咐道静不要同他们谈政治方面的事,尤其不能暴露地下工作者的真面目。可是道静却忍不住要对任玉桂谈起政治方面的事。她的热情使她忍耐不住地说起来。
于是,任玉桂渐渐变了。他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一些,而且精神也变得愉快了。从前,他躺在炕上无聊时,不是呻吟就是咒骂;要不,就看些《七侠五义》、《封神榜》或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类小说来解闷。现在在道静的启发下,他阅读起她偷偷拿给他的《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来。当道静在屋里工作时,她常常被一种轻轻的敲击墙壁的声音呼唤到任玉桂的屋里去——这时多半是刘大姐和任老头都不在家的时候。
“张大姐,您给我讲一点——唉,您有工夫吗?我又麻烦您啦!……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咱无产阶级才能——才能胜利呢?”
而这时,道静就兴高采烈毫不顾忌地给他讲起来。
但是在她和任玉桂讲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老头儿在门外偷听。他回了家:悄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声不响地听着。竟有一次,当道静从他们屋里走出来时,他突然拦住她,悲哀而又恼怒地瞪着道静说:“大姑娘,您行行好!别再要我爷俩的命行不行呀?”
道静很生气。这个老头子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呀!
以后老头子没有再说这类话,只不过还是悄悄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偷听着。
江华常到她们这儿来。他是作为主顾来洗衣服的。来了接个头总是很快就走。有一天他又来了,脸色分外的喜悦。他把一包衣服——里面包的是一大叠秘密印刷品——放在床上,打开来抽出一张交给大姐。大姐看看又给了道静。道静急忙低头读起来。这是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后来振奋全国的“八一宣言”。大姐在前些天曾提到的中央对时局发表的重要文件就是这个。道静在前两天也已经看见过了。但当现在市委印成了宣传品即将向广大群众散发的时候,她又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一样,心头充满着欢喜和兴奋。读着,读着她不由得看了江华一眼,低低地读出声来:
…………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傜、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她念到这里抬头一望,想不到江华和大姐早已围在她身边,也跟她一起无声地念起来了。只见他们的嘴唇颤动,眼睛发亮,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他们内心的兴奋与激动,她已经看出来并且感到了。道静拉住大姐的手十分喜悦地说:“妈,你看,说得多好呀!”
“秀兰,这样,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咱们离胜利就更近了!”大姐笑着,两只手分开,同时用力拉住江华和道静的手。她那样激动、那样热情、那样像青年人一样欢快活泼的神色真是少见的。
三个人同时凝视着这一张薄薄的传单,沉默了一下,江华笑道:“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这个——我们的党是更加伟大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由毛主席领导革命,中国的局面就将要大大改观。”说到这里,窗外突然有一个老头子的声音喊道:“查户口!查户口!有什么查头!一个病孩子躺在炕上快死啦。……”
迅速地紧张地然而又是悄无声息地,道静和江华把床上的印刷品小心地藏到了碗橱里,大姐就镇静地站在窗前向外瞭望着,只见任老头站在外院通他们里院的二门上,对着外院的什么人——当然是来查户口的警察——不满地大声喊叫着。一下子,大姐和道静什么也明白了!原来,原来这是一个善良的而又有心计的老头儿。他回答道静“母女”对他儿子的照顾的,不是谦卑的答谢,不是感恩的言词,而是实际的叫人不知不觉的暗中的保护。无疑的,老头子早已看出他的邻居不是一般的洗衣妇了。
大姐回过头来向江华示意,于是江华顺手拿起床上的一叠洗熨好了的衣服,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门外走去。接着大姐拿出自己的户口簿,也不慌不忙地向走向门来的两个黑衣警察迎了出去。
查户口的警察走了之后,大姐严厉而且愠怒地对道静说:“秀兰,你知道你的错误吗?……你违犯了地下工作的秘密原则,你知道吗?你不该轻率地、任性地暴露我们的面目。
幸亏这是个有良心的老头,不然,……”大姐的脸色和缓一些了,停了停,她沉重地低声说,“你要知道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党正是需要铁的、严格的、丝毫不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可是你检查一下,你在这上面怎么样……”
道静低着头,半天没出声。终于,她抬起了头,用痛苦的深深自责的眼光看着大姐,说:“妈妈,请相信我!我诚恳地接受了教训,接受了你的批评……”
大姐点点头。沉了沉,她忽然告诉道静说:“你认识的那个戴愉,组织上已经查清楚:是个叛徒、奸细……咱们难道还不该提高警惕吗?”
道静好像听到了什么惊人的消息般,震动了一下,“啊!他真是奸细?”她好像还有点不相信似的。
“不会错的。”大姐说,“江华对这个案件下了功夫,组织上从各方面搜集到不少材料,这才闹清楚。”
道静没的说了,可是好半天她还愣在地上,愤怒地用力咬着嘴唇。
当天夜晚,任老头忽然走进道静她们的屋里,站在当地问她们“母女”俩:“请你们告诉我实话,你们都是共产党吧?”
道静“母女”许久没有回答他。这老人问的多么突然而奇怪呀。
“告诉我没关系,我不会害你们的。有点东西我要交给你们——我该告诉你们……”
说着话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件污旧的白褂子,上面有着大片陈污的血迹。老人提着这件血衣,手微微颤抖:“可找着主儿了!把这衣裳给了你们吧。唉,不容易,好不容易,放了两年啦。”
“老伯,倒是怎么回事?说个明白呀!”道静惊奇地问老人。
“别着急。我看看外边有人没有,回头说给你们。”
这是两年前的秋天,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又是大风又是大雨。这时,任老头是清风店小站上的扳道闸工人。半夜里,他刚把一趟车送走了,回到铁道旁边他临时休息的小屋里,烤干衣服想睡会儿觉。忽然他的小门吱吱响了,跟着踉跄闯进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这下子可把老头吓一大跳,这样大风大雨的夜里,这是人还是鬼呀!他吓得还没张嘴,那个奇怪的年轻人说了话:“大伯,救救我!外面有人追……”
“你是土匪吗?”老头惊魂不定地问。
那年轻人摇摇头,惨白的脸上还带着笑:“不是!”
“那,那,你是什么人呀?你不说清,我可不敢留。”
青年人拉住老头的手无力地摇晃着。他的手像死人一样冰凉。
“我是小学教员。我们不是为自己……国民党抓住我要送我上北平,我逃跑……受了伤。”
就在这一霎间,老头看出这年轻人多么像他的大儿子任玉彬呀!——长的像,说话也像。他曾经有过一个大儿子,也是铁路工人。“二七”罢工之后,在郑州叫吴佩孚枪毙了。他活着时,参加了共产党,老头反对他,他常说他们不是为自己。他说:人光为自己活着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这年轻人也说不是为自己——那么,他也是个共产党吧?于是,老头留下了他,给他脱下雨和血凝成一片的衣裳,把他被枪打伤的胸部用自己的裤腰带捆扎住,然后又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干衣服脱下替他换上。他想留这年轻人藏在这屋里,等雨停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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