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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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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将军哈哈干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

第十一章(5)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考试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鸡,”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挺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身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会公主。



*《追风筝的人》第六部分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第十二章(1)

在阿富汗,雅尔达是回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长的夜晚。按照风俗,哈桑和我会熬到深夜,我们把脚藏在火炉桌下面,阿里将苹果皮丢进炉子,给我们讲苏丹和小偷的古老传说,度过漫漫长夜。正是从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尔达的故事,知道了飞蛾扑火是因为着魔,还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寻找太阳。阿里发誓说,要是在雅尔达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会口渴。

稍大一些之后,我从诗书中读到,雅尔达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的脸庞和那双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脑里。坐在爸爸的巴士里面,我暗暗数着路程,直到看见她赤足坐着,摆弄那些装着发黄的百科全书的纸箱,她的脚踝在柏油路的映衬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银环叮当作响。一头秀发从她背后甩过,像天鹅绒幕布那样垂下来,我望着她的头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会公主,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爸爸显然知道,但只露出戏谑的微笑——沿着那条过道走下去,经过塔赫里的摊位。我会朝将军招招手,而他,永远穿着那身熨得发亮的灰色套装,会挥手应答。有时他从那张导演椅站起来,我们会稍作交谈,提及我的写作、战争、当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别偷看,别总是瞟向坐在那里读一本平装书的索拉雅。将军和我会彼此告别,而我走开的时候,得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时将军到其他过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摊位,我会走过去,假装不认识她,可是心里想认识她想得要死。有时陪着她的还有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染红发,肤色苍白。我暗下决心,在夏天结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学校开学了,叶子变红、变黄、掉落,冬天的雨水纷纷洒洒,折磨爸爸的手腕,树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学期在1985年5月底结束。我所有的课程都得了优,这可是个小小的神迹,因为我人在课堂,心里却总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笔挺的鼻子。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当心点,阿米尔。”我举步离开时他说。

“当心什么,爸爸?”

“我不是蠢货,少跟我装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你要记住,”爸爸指着我说,“那家伙是个纯正的普什图人,他有名誉和尊严。”这是普什图人的信条,尤其是关系到妻子或者女儿的贞节时。

“我不过是去给我们买饮料。”

“别让我难看,我就这点要求。”

“我不会的,天啦,爸爸。”

爸爸点了根烟,继续扇着风。

起初我朝贩卖处走去,然后在卖衬衫的摊位左转。在那儿,你只消花5块钱,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龙衬衫上印上耶稣、猫王或者吉姆·莫里森的头像,或者三个一起印。马里亚奇[1]Mariachi,墨西哥传统音乐乐团,主要使用乐器有小号、曼陀铃、吉他、竖琴以及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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