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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卖。①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从755至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至763年及781至786年的危机后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①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页；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6（1971年），第173—178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页，及各处；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1—108页。
① 《册府元龟》，卷698第17页。
① 《全唐文》，卷751第16—1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1第812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1页。
② 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页。
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叛乱》，载《通报》，56（19年），第229—240页。
① 松井秀一：《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年），第246—247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52页。
① 参见《新唐书》，卷50第1324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页），它没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世纪的材料，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例如9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竟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述应该看作是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
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755—786年）
安禄山（703—757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①他在政治强人、宰相李林甫（752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②在8世纪40年代之末和50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756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缅于奢侈生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禄山身在范阳，相距有800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不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起反来。③安禄山掌握训练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计约有10—20万之众（包括从边疆部落中征调的骑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围地区的一个巩固的基地。反之，由于中央军和其他军事组织都已腐败，政府则准备不足。①它自己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由皇宫侍卫组织起来的一些小部队。结果是在叛乱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755年后期，安禄山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地南下，过河北，下东都洛阳，并且进抵潼关东端的渭水和黄河交汇处，其地距长安仅100公里远了。②（这一叛乱的细节，详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节度使的军队是赖了。节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边境以反对吐蕃，现时派他来镇守潼关，以遏阻安禄山的前进。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绝境，在他和朝廷之间爆发了棘手问题。为了消解长期存在的不满，哥舒翰于公元756年初劝说皇帝诛杀另一节度使。杨国忠对这件事无左右的能力，他愤怒地把哥舒翰的复仇行为看作另一次锐利的打击，即一个封疆大吏想牺牲朝廷官员以取得权力的杀手锏。因此，杨国忠进行反击，他建议皇帝命令哥舒翰从安全的潼关据点向叛军出击。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的建议；尽管哥舒翰反对，但他别无选择，只得遵命出击。他的军队马上被击败和溃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禄山。通向长安的道路被打开了。
像惊弓之鸟的皇帝及其随从于公元756年年中从京师向西南方向逃亡，经过崎岖山路之后进入四川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难成了许多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年）的歌行《长恨歌》，此诗叙述了皇帝被乱兵所迫同意处死杨贵妃后的悲痛之情。③士兵们还要求杀杨国忠，作为他们护送唐玄宗，过离乡背井的凄苦生活的代价。不论是《长恨歌》还是关于这一事件的其他伤感的诗歌，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都被说成是以前15年盛世繁华的凋谢的象征，也被看成是罪有应得的腐败人物。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他们也是那些被破坏了舒适生活的人们泄愤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对于政治和社会精英集团来说，他们感到震怖莫名，因为他们看到了强大的唐帝国政府竟尔瓦解于顷刻之间，并且更为震惊恐怖的是，皇帝已于夜间仅带少数亲人和心腹悄悄离开京城出走，他们自己却被遗弃在原地。许多世家大族的成员惊慌失措地南逃，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长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现了8世纪后期经常能见到的悲观失望的不信任情绪和严厉批评的情绪。①离开了马嵬驿行刑之处以后，唐玄宗的逃难人群便一分为二。实际上，在马嵬驿向皇帝纷纷提出应该去的地方有几个——有人说去太原，有人说去灵武，有人甚至建议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皇帝仍然坚持杨国忠原来的意见，那就是他应该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并赶走叛乱者。当玄宗出发往成都时，他把太子暂时留在后面，让他向老百姓的代表解释这一战略撤退的意义。代表们生气了，结果，太子的心腹顾问们——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都敦劝他应促使唐王朝努力捍卫自己。他们争辩说，如果他和他的父亲都僻处西南而不与天下通声气，那么，唐皇室将很快被人遗忘。史料告诉我们，太子在经过应有的迟疑之后，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和人民的意见而向北进发，只带了数百人急行军至黄河西套的灵武。在这个设防坚固的根据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于皇室的将军们和节度使们纠集和装备一支勤王军，以期夺回京城，准备让玄宗胜利地回銮。正像顾问们指出的那样，要尽孝道，莫过于此。①形势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