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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746第17页。
① 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动乱》，载《通报》， 56（1970年），第229—240页。
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
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年到820年，为了支持恢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年到860年，出现了不断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年到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年到884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区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年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年）和宪宗（805—820年）时期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①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①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②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的。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 220 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 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①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在9世纪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税负担落在富饶而且经济上进步的长江下游地区。结果是极为悲惨的，因为那个如此富饶和安全的地区被压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这个事态的发展对于唐王朝来说是最严重的。长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来敌人威胁的“安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效忠王朝，享受几乎连续不断的长时期和平。在安禄山之乱以后，由于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依赖加深了。在宪宗时期，这是唯一照章纳税的地区，而且政府有把握经常从那里榨取到额外的收入。这个地区承受的特别增添的两税份额多于他处。在宣宗统治下东南地区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骚乱。835年，一件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②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在文宗统治（827—840年）的最初年代里，民间的骚乱已经蔓延开来。831年，长江中游鄂岳观察使设置一支特殊的武装，为的是攻打活动于他的辖地以内的江上盗匪。842年，一道大赦诏令表明，在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盗贼活动，诏令指示官员们应严密防备。③在845年发布的另一件大赦诏令中，将盗贼和活动于整个地区的私盐贩相提并论。①私盐买卖的所得用来供更高一级非法活动使用，用来支持盗贼的活动，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和遭受剥削的乡村贫民参加了盗贼的队伍。
845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们给居民和在那里经商的商人所带来的恐怖，以及他们的活动给国家收入造成的严重损失。这种股匪通常由百人组成，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来自宣武和武宁（在河南）的盗匪袭击长江下游地区，而来自忠武和淮西的盗贼则活跃于长江中游流域。在掳掠到赃物以后，由于长途运输有危险，他们便等到茶叶收成时假扮商人用抢来的货物换取茶叶；然后他们将茶叶运回故乡，在那里很容易卖掉而不会引起猜疑。这样的盗匪集团的特征在当代的许多传奇和诗歌中有生动的描写，但在正式的官方资料中却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抑制盗匪活动和非法贸易。对黑市买卖的惩罚是严厉的，包括处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应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到9世纪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与政府相对抗。840年，负责征集长江流域赋税的盐铁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尽管法令是严格的，但很难实行，部分地是因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办市场（场铺）的官员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②武装起来并有经济基础维持其活动的“盗匪”，有不断增多的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赋税“摊派”的政策继续实行，使所有村庄败落，村民或则投靠已有的盗匪集团，或则另立新的山头。
南方戍军起义的爆发
尽管长江下游的骚乱和盗匪活动日趋增加，政府仍然尽力在该地区搜刮尽可能多的赋税。858年阴历七月，皇帝的私人随从张潜坚决反对政府以大量国库收入的“羡余”作为估价每年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长江下游各地节度使的依据。这种“羡余”是上交给皇帝内藏库的，等于在8世纪后期已成为一项正式收入来源的“进贡”的另一种形式。在唐代后期内藏库渐渐变得如此富裕，以至经常要从它那里将资金转移到正式的国库中去。张潜警告说，公开坚持取得这些额外收入必将在两方面引起巨大的动荡不安：一是会引起被削减了饷金的地方戍军的动乱，一是普通百姓会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将被迫承担更重的赋税。
事实立即证明张潜是正确的。856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动，几乎一夜之间便从这个国家的最安定地区之一转变成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区。那一年的阴历四月至七月间长江流域有三次戍军暴动。其他地区也是不安定的。858年安南发生了一次动乱，下一年屯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的武宁戍军暴动，彭城多年来是一个孕育不满情绪的中心，这次暴动是那里10年当中的第二次。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它们。但更不祥的凶兆却是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因为这些迹象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陆上的盗匪问题，但是基本的战略问题使它很难得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唐朝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因为它不无道理地害怕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接管该地区的生死攸关的财源。唐朝的基本战略仍是将它的绝大多数军队集中在京师周围和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长江下游地区有几次派驻大量军队均与特殊的危机有关：756至757年，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乱；8世纪80年代的几次地方暴动；807年的李璘之乱。但一旦状况改善，军队立即撤走。在其他情况下，南方的观察使只保留小量的军队用以控制规模不大的骚乱。可是，当858年宣州发生以康全泰为首的最严重的叛乱时，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开始，在此期间政府被迫在邻近的浙西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年中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康全泰的叛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意义特别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①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观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名字与叛乱发生关系仅仅是因为他领导起义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常所称的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发展了密切的联系。一个名叫李惟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纪的商人买了幕府的一个军职，为的是能免除赋税和法律起诉（影蔽）。为了这样的原因购买地方官职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李惟真压制地方的贸易，甚至组织平民，可能是让他们充当一种私人武装。另一个煽动者是个地主，他被任命为地方的讨击使。他利用那个职位无耻地大捞好处，当他关闭了水闸门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时，130家因此得不到灌溉。他的儿子公然杀人，虽被监禁但竟免一死。试图释放他这个被囚禁儿子的行动激起了叛乱。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化渎职行为，即通过秘密的私下成交能够买到地方军职和广泛的豁免权。当这种豁免权受到威胁时，地方社会上有影响的成员和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很容易地发动一场叛乱，就像此时在宣州发生的把观察使赶走之事那样。该地区惨遭抢劫，军队纷纷从淮南和浙东调进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复。①成为宣州骚动基础的这个一般模式很难说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证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员们被迫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主张缩减地方军官的数量。
裘甫叛乱
康全泰暴动对于随后在859年发生于浙东一带更为严重复杂的叛乱来说不过是序曲。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头目，他所领导的叛乱在唐代后期首次短暂地将大量的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将被压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②虽然裘甫叛乱在爆发之后一年之内便被镇压下去，但它却为15年后发生的黄巢叛乱打下了基础。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现于859年后期，他是作为活动于浙东中部的一个盗匪团伙的头目而被提到的。几个月内，盗匪——他们还不能称为叛乱者——袭击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从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脉。下一年正月，他们向北转移，攻占杭州湾正南的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