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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伟大的海上远征不像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在历史著作中受到重视。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著名的地理发现，但后来的中国作家从未把它们看成是光荣的成就，从未对它们产生认真的兴趣。这些远征被看成是一个讨厌的太监的浪费而受到轻视。士大夫对所有宦官的偏见（远征领袖郑和是个宦官）确实在这里起了作用。民间传说进一步歪曲了远征的种种事实，加进许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国人特别显得可笑。
因此，传下来的少数真实材料就特别可贵。关于这些远征最杰出的作品是马欢③的《瀛涯胜览》（1451年，7。7。2）。马欢参加了几次航行，描述了他到过的地方。他的记述是用口语写的，这就为近代前的中国学者的不予理睬增加了一个借口。马欢的记述成了关于这些远征的最重要的资料。④一部对马欢的记述作出补充的同样珍贵的记述，是费信①的《星槎胜览》（1436年，7。7。1），费信也参加了几次远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燮的《东西洋考》。这部作品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航线和海上贸易。它也含有文献材料和引自早期著作中有关这类题目的长篇引文。
与琉球、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以及一般海防问题，都是明朝官员所直接关心的，有相应的著作论及这些问题。它们包括个人经历的记述，如在1533—1534年间奉使琉球的陈侃②的《使琉球录》（7。8。2），和龚用卿①在1536—1537年间出使朝鲜的报告《使朝鲜录》（7。9。4）。负责海防的官员所写的经历有这样一些作品如俞大猷①的《洗海近事》，写1568—1569年间在福建广东沿海镇压海盗的事。
两部有插图的海防著作，以其学术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郑若曾②的《筹海图编》（1561—1562年，7。8。10）论述从满洲到广东的海防，有船只和兵器的插图。同一作者大约同一时期的《郑开阳杂著》（7。8。11）是10篇海防论文的合集，有地图。郑若曾被看成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地理学家，并对这个时期的海上贸易和海盗的新发展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此外，还有许多专题著作。刘宗岱的《两浙海防类考》（1575年，7。8。14）和经过几个作者修订增补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602年，7。8。20）论述浙江的海防；王在晋的《海防纂要》（1613年，7。8。21）论述从广东到朝鲜的海上防御。
③ 有重印本，25卷（台北，1970年）。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赫伯特·弗兰克：《13和14世纪中国私家历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第116—117页。
① 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北京，1959年；第2版，北京，1980年）。
② 现代铅印本（上海，1935年；北京，1959年）。
③ 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初印于北京。
④ 焦竑：《玉堂丛语》＇77＇（1618年），北京1981年出版新式标点重印本，台湾1982年翻印。
① 这三部作品都有加标点的重印本：《七修类稿》＇304＇和《四友斋丛说》＇203＇（北京，1961年），《五杂俎》＇213＇（北京，1959年）。
② 北京重印，1955年。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1680年；香港1974年重印）。
④ 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596＇，《通报》，54（1968年），第275—287页。
② 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153＇中所说的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1940年），第1—71页；也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① 30卷（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
① 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年）的明代锦衣卫》＇193＇（威斯巴登，1975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艾尔弗雷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库宾编（蒂宾根和巴塞尔，1976年），第130—163页。
② 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种版本的名称。
类书和地理、经济、科技著作
本节提到的类书和其他作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类书的编纂在明朝的最后50年达到全盛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的包括一切时代，其中也包括清朝头100年的282部类书中，几乎有一半（139部）是明代编纂的。①这些类书也包括经世文材料，但范围有限，只收入整个作品的一小部分。这类作品中只有两部最突出的作品需要提及。《三才图会》（1609年，9。2。2）①是王圻②编纂的，他也是一部重要政书的编纂者。这部有图像说明的类书分为14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音乐、游戏、书法、绘画、舞蹈、气功、体育、斗鸡）、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另一部是章潢③的《图书编》（1613年，9。2。3），①也包括这样一些类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的知识水平。②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③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的河流。④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17世纪之前的其他地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年，8。1。3），①它主要是根据朱思本（1273—约1338年）的所谓“蒙古地图”，而加以补充。
在15世纪初和随后的海上远征中新得到的地理知识，在郑若曾著作中的地图中和《武备志》②里得到体现。精心绘制的中国及其邻国的详图，附有文字说明，出现在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1635年，8。1。8）中。
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③的《河防一览》（1590年，8。2。6），①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1636年，8。2。8），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8。2。1—5），论述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8。2。7）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②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1562—1633年）③的《农政全书》（1640年，9。1。3），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④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1593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宋应星⑤著名的《天工开物》（1637年，9。1。2）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就。
① 《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满蒙史料》＇496＇，18卷（京都，1954—1959年）（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两卷（香港，1968和1976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昆明，1959年）（7。5。13）。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1054页。
② （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1029页。
③ （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1368页。
①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546页。
②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1945年），第117—208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595页。
④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8年），第418—424页。
①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威斯巴登，1969年），特别是第1—5页。
②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巴黎，1904年）。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1027页。
①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377＇（剑桥，1970年）。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41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5—167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62—765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1618页。
方志
除了数量有限的传记、笔记和关于边防与军事组织的著作外，几乎所有在前面几节中提到的作品都涉及整个中国，并且是从中央的角度写的。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其特殊问题。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紧张状态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并持续到今天。中央政府能对地方势力实施它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因时而异。不过，政治理论总是支持中央集权的理想而不给地方的特殊权益留有余地，更不必说主权了。因此，作为整体来看的中国制度史的作者，倾向于强调帝国行政一致的方面，而将他们的陈述普遍化。他们必须在明帝国的地方差异中找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描述土地制度、赋税或乡村行政。
这样，一般的资料可能经常描述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划一的局面。某一地区的特殊性很少受到注意。福建沿海居民依靠在公海捕鱼和海外贸易为生，早在明代就因此导致移居海外，这个特点被忽视了。在20世纪之前，少数民间学者如顾炎武开始注意到独特的地理和地区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人们才明白，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总的发展，就有必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地区的特殊性和发展。
应当从这一点去理解对方志资料日益增加的注意。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各级行政区如省、府、州、县的志或方志。在中国目录中，它们分在史部的地理类。但它们既非地理也非历史，而是近于政书。它们与地理和历史的区别在于它们只描述一个行政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参考手册，因为地方官员通常是外地人，需要它们提供有关该地区行政的一切情况。此外，编辑和出版这类手册，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声望。赞同方志的出版，被看成是一种促进地方上的自我认同和团结的行动。
虽然方志详略不同，但大体上包括同样的题目。⑥它们是该地区的地图或全景图，指出该地的一些重要场所；它相对于星座的位置和它在中国的位置；该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及其后来的演变；自然地理；四周的边界和地区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