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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第134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 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317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188—190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南京政权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蒋介石在7月13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年和1937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年之初，蒋介石被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万——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月25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南京。①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② 《大公报》，1936年12月13，第1张第2版。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②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