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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没有出事情就行，我只是担心你。”我亲了亲她的脑门，让她休息了。
回到房间，我一直睡不着，总觉得孙丽并不完全对我讲所有的事情，当然这些年她一个人支撑着家和公司并不容易，什么事情都要她走脑子，她要面对各种事情，只是我毕竟是外国人，许多中国的事情还是不很了解，在中国我真的帮不上她什么忙，我内心非常歉疚。
我想，如果可能，我劝她陪我去俄罗斯，在那里生活，我会养家和孩子。
第二天，没等她对我说什么，我就把我昨晚的想法对她说了。
她说：“不！我不离开中国，如果想离开，当年我就留在澳大利亚了，今天也是一样，不管生存多么不容易，我要实现自己的梦。你理解吗。”
“可是你太累了。”
“如果我离开中国我会闷死。我的优秀属于中国，尽管还没有体现，包括我的文学，包括我对父母的歉疚。”她说着，眼里充满了坚韧。
“我理解，可是我们要平静的生活。”
“平静是内心的平静，不是甘于寂寞。”她说。
我说不过她，只好不再说话。
接下来，她给我讲了以前的情况，包括认识我之初的业务失误而形成的债务，她说：“这是我个人的失误，不能让你跟着损失自己的劳动，所以这些年我没有告诉你。”
“我是你丈夫。”我大声说。
她哭了，搂着我哭了。
我真的很遗憾，我在中国，依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也不完全懂中国人，但是从孙丽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即使她欺骗了我，也是善意的，我想。
（四十）
发言：孙丽发言：罗思雨
终于酒醒了，我没想到三十年后我还会进到这个地方。我总是失控，尤其是酒后的失控，仿佛大脑无法抑制自己的思维神经。来天津，并不是为了孙丽，但与她喝过酒的那个地方我怎么也不能忘怀，似是懵懵懂懂，我上了火车，但大脑是理智的。到了天津，出了站，却无法抑制自己的伤感，每次去天津，都会看到她在车站接我的身影，我能想象出她每次穿的什么衣服。而这次，什么叫物是人非啊！
至于餐厅的闹剧，我已经忘记了过程，或许我需要这样的惩罚，让我再一次感到理性的震慑。
二十年前，我曾经有过监狱生活。1979年的春节，我是在监狱里过的。
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半步桥，离陶然亭公园不远——这里是赫赫有名的第一监狱所在地。“监狱”，对大部分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因为“监狱”本身其实是分“拘留所”、“看守所”和“改造场”的。过去说“进班房”，一般是指拘留，而“蹲监狱”则一般是指被羁押；一旦被判了刑，那就该去改造场了。当年我所在的，正是公安七处的看守所——和“一监”同在一个大院又隔一堵墙，著名的“K字楼”。“K字楼”说起来大部分人陌生，然而在当年的“犯罪界”却是个谈虎色变的地方。这里是羁押一些罪行相对严重的犯人的。因为当初本来有“强劳”、“教养”两个级别的刑事处罚，而一旦被正式逮捕，要判刑了，才有可能享受到“K字楼”小住的资格——一般小打小闹的犯罪，最多也就“教养三年”，是不会获此殊荣的。高墙、电网，岗楼，背着刺刀枪的哨兵——这是外表；擦得锃亮的筒道，震耳的铁门开合声，脚镣上大铁球拖过地面沉重的声音，加上嚎叫声、喝斥声——这是里面。
压抑、恐怖、沉重、绝望……
然而，大多数的好人，假如看到这样的景象相信会目瞪口呆的：一群人在“号”里围坐，谈笑风生。强jiān犯在回味着他那“幸福的刹那”；杀人犯神情恍惚地讲述着他那“一念之差”；巨盗在炫耀着他吃遍的著名饭庄；老牌的骗子在吹嘘着他的“辉煌业绩”；骨瘦如柴的教授大谈黑格尔；饱学的宿儒在吟着李商隐。“精英”汇粹——这里面大部分是所谓的“人尖子”。这些人在外边，都有过自己的“光荣历史”，一旦到了这里，就是所谓“一切都完了”。于是，就有相当多的人，达到了“死猪不怕烫”的境界。等待他们的，当然是法律的严惩。然而，既然这一惩罚暂时还没有降临，这些人就抓紧每一分钟，“享受”着。
对未来的恐惧，对往事的不堪回首，对明天的绝望对明天的幻想；悔恨、仇恨、侥幸、盼望、绝望，盼望中的绝望，绝望中的盼望；恐惧中的自问安慰，安慰中的悲哀，悲哀中的愤怒，愤怒中的企盼，等等等等，全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监狱里独有的怪诞气氛。
在这样的气氛中，人，多少就有些地“不正常”。有些时候，人们会因为一小块肉打得头破血流；有些时候，却又可能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而热泪盈眶。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这一“规律”，本来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然而又有些时候，“和睦”与相互帮助又蔚然成风。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某天读陶铸女儿（名字忘记了）的一篇回忆她爸爸的文章，全号的人给感动得大哭——包括凶残的杀人犯和最无耻的lúnjiān犯。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某个时候会被强化，被激发。
在除夕夜，整个监狱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是哀伤是凄凉是欢乐的调子。晚餐是丰盛的——有大块肉的菜肴，还有白面馒头。恩准晚上可以不再进行例行的学习，而可以自由交谈。听着外面越来越密的爆竹声，犯人们的交谈越来越显得古怪。开始还有人强作欢颜，可后来渐渐有哭声从墙角响起——先抽泣后嚎啕。然后，在几个有经验的老犯人的干预下，哭被制止——大家一致决定“聊起来，聊起来，说点高兴的事！”，可是，没过多久，哭声再起，于是又……
在监狱里，是没有熄灯这一说的。在被窝里，伴着此起彼伏的啜泣声，我写下了一首“诗”：
开元花炮响连宵；好风送喜如僧寮。
云拥汉使着新履，日暖殷顽褪旧袍。
惊鸿影归三春雪，大鹏重回百辟刀。
台峡易渡八百里，何年船泊半步桥？
我相信，现在没人知道我这顺口溜里说的是什么。然而当初，“诗”中说的那些新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强烈地撼动着我这个“反革命犯”的心啊！“云拥汉使着新履，日暖殷顽褪旧袍”是邓小平访美和“地富摘帽”——这对一个政治上的罪犯，真的具有最大的意义。王光美和彭真的公开露面，对我这个“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真也不止一个“欣喜”所能形容的。我忘不了那年的除夕，永远。那一年，我22岁。每当我就想起当初监狱里认识的一个“五？一六”——一个三十多岁的人，那时他已经在“K字楼”住了八年了。他曾对我说，八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今后我出去，如果让我扫厕所，我就把厕所扫好！
我总是回顾自己：啊，我又扫了多少年厕所了。
可是我这次是怎么了？
七天马上就要到了，重获自由后我失去了什么－－最后的一点激情也消失了。
（四十一）
发言：孙丽
早晨刚到公司，刘伟就来了电话。
“你好。”
“你好，思雨今天出来，我去接他，你就不要去了，他的家属也可能过来，我去能说明他来天津的原因。”
“谢谢。”
“不用客气，理解。”
“理解什么？”
“理解这年头，这把年纪还有你们这样的神经病。”
“我不神经。”
“不，不！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说着电话的那头是开怀的大笑。
“好吧，看在你助人为乐的品质上我不说你庸俗，谢谢，偏劳了”
“不客气，再见。”
“再见。”
放下刘伟的电话，我突然有了一种轻松，仿佛释然了一个结，但我又说不清楚。罗思雨和我，或许我们真的都不够正常，而这不正常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彼此接受是精神上的交流，一旦注入现实，我们的怪异便显现出来，造成了对方感观上的逆反，所以彼此又是排斥的，这就是孽缘。
下午五点钟，是刘伟接他的时间，我还是来到了拘留所门口，远远的等待着他们的出现，仅仅是为了看一眼。
大约等了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终于出现了。一个苍老而疲惫的身影，吃力的走在混暗的黄昏里，那是他吗？我突然震惊了，心有如被针刺了一下的痛楚－－生命原来如此的脆弱，甚至不堪一击。而我珍惜的，正是那个潺弱的躯体中的那个不泯的灵魂，那颗唯有我才能读懂的悸动的心，虽然那身影中的他是那样的平凡而普通，甚至过早的呈现了龙钟之态，而正是这是这样一种形象，使我突然意识到我忽略了我到底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呵！
原来不是欣赏和怜惜，而是浸淫到骨子里的一种感觉，我说不出。一如他的生命是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而是我自己看自己。
心疼了。
活个人是多么的简单了而又不简单呐！这世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也不重要。生命，仅仅是为了生命的形式，那是多么的快活啊！然而我们不是，于是生命就这样沉重了。好好的生活吧！我默默的祝福。
人，有时的豁然开朗也许仅仅是在一夜之间。心绪的舒展是无法用拔苗助长的方法自调的，而是，换一个角度感受以前的东西。正如人是一个多面体一样，不同的角度反观自照的效果是不同的，同样这种方法也可以观察别人。
开屏的孔雀漂亮，是站在前边的印象。那么人，痴迷于一个人的优点，也许导致你忘乎所以的崇拜，理性的洞悉一个人的缺陷，也许那致命的弱点会使你着实吓了一跳？这真的是原来那个人吗？
剖析任何东西都离不开冷静，而冷静的前提却是一种可怕的淡然。比如爱情，一旦走向淡然，意味着一种冷漠，而冷漠之后的结果必然带来一种无视。人，只有无视的时候才是最理性的。那么无视什么？无视所有曾经使自己抱怨或牵肠挂肚的那种情绪，并非无视感情。
若此，爱情的本质才是不会失真的。是凡爱情，没有人可以逃过激情燃烧的那一劫，也必然走向理性客观的最终结果，这就是爱情的规律。在这样的一种规律之下，留下的是什么？是沙里淘金的真实，而这真实才是两情相依的最后基础，人为的因素已不再重要。
感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的玩意儿，没有人可以严格界定它的核心内容，它没有严格的概念，除了亲情。为此，烦恼在于不能静观与品味。只有真实的走近才会感受得真实。于是感情是交往的产物而不是交流得产物。当然，结果会有许多，而过程则是趋近的－－爱是美好的。
爱，基于什么？没有人会彻底讲得清楚，感觉是首要的，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有电－－彼此的感觉的火花，从而激发激情。如果仅仅一方的感应，那不是爱，只是单方的好感，所有的爱情必须是同时的，而且是彼此迅速感应的。这就够了。爱一旦进入理性的阶段，已然失去了爱情本身的敏感，源于，爱情和感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感情则更加长远。
人一生，可以发生无数次的感应，但不一定留下很多次的感情。这似乎没有道理可讲。
于是，看一个人，感受一段情感，激情彭湃和默默安守都是一种状态。重要的是珍惜，珍惜仅仅是一种情结，那是自己的。
学会珍惜，是一种留恋，也许那不是爱情，而是感情。
（四十二）
发言：罗思雨
这次天津拘留事件的解决，老同学刘伟的帮忙功不可没，同时帮我掩盖了不能说清的尴尬，苒宁说，趁机老同学聚一聚，怎么说也是几十年了，地点定在刘伟在北京的家中。
过去我不喜欢同学聚会。所以不喜欢，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喜欢看一些“成功人士”那趾高气扬的样子，那假谦虚的神色，那屈尊俯就的姿态。而现在，都无所谓了，我会为一些同学的成功而欣慰；我不再怕冷落，我会聆听，哪怕明明知道他们在炫耀。不再有心里的攀比，不再有暗中的嫉妒，不再有心虚；没了自惭形秽，没了愤愤不平，没了失落与惆怅。
刘伟的家是在大约300平方米的跃层式小楼，陈设典雅而豪华，无不显示着主人的阶层与品味，客厅落座寒喧，苒宁指着墙上的“难得糊涂”四个字说：“忒俗！怎么挂了这四个字？”
刘伟接茬：“别小看这四个字，这里面蕴涵着很深的哲学！人呐，尤其是现在，太精明太明察秋毫了，恐怕很难活得下去。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情况下，真得糊涂一些——当然原则的事情除外啊。可这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可就难了，所以才“难得”嘛。不如，今天老同学才来看我，全是看得起我，来来，喝水！”
刘伟的话至少使我们中的某些人的脸色自然多了。
“主要是你发达了，疏远是有了心态的距离”
“套句老北京的俗话：这都是哪儿跟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