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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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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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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6）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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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怀着自恋的心情拜读了一遍，写得真好啊。司马南先生评论曰：“读学习梁漱溟文，大悦之，弥畅之，甚快之。亦正亦谐，相得益彰，嬉笑怒骂，遂成一格。孔门奇才，牛B之至也。”潘维先生评论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横生，特立独行。从讥韩到赞梁，还有评开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读。羡慕，钦佩。赞梁一文，当为文章典范。”青年作家信恒先生听我课后评论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宽容的原则。”各方朋友的赞美，孔和尚更愿意看成是鼓励。能做到的时候毕竟少，做不到的时候，朋友们多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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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41年前的国庆照
41年前的国庆照
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