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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许有部分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某种愧疚。
欧阳修自负“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纪上赫然写着“契丹立晋”，成了后世的笑柄，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无疑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把人放到油锅里
〔文／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事情暂且不提，历史上确实有把人放进油锅中炸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被放进油锅中的人叫曹纳。宋朝人王铚在他的《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铚是读书人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叫做“烹之”。
这件事还得从曹纳的叔叔曹利用说起。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战时，契丹和宋朝议和谈判，宋方的态度是每年给契丹一些银子，权当送钱免灾，曹利用是宋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曹利用请求真宗给个底价，真宗说，当然越低越好，实在没办法一百万也行。曹利用一路辛苦和舌战契丹就不说了，单说双方达成意向之后曹利用返回澶州准备向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在帐篷里用餐，不好打搅，曹利用就在外面等着。真宗得知使者回来了，急切的想知道最终答应每年给契丹多少两银子，就让一个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说这是国家的头等机密，只能当面讲给皇上听。真宗听了小太监的会话还是等不及，让他再去问问，那怕只是个大概。这回曹利用给小太监出了个哑谜，伸出三个手指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小太监回去后是这样猜测的：三个手指头贴在脸蛋上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一听这个数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太多。一年三百万是有些多，不好向祖宗交代。真宗转念一想又说：如果能够了结了这件事，一年给他们三百万也行啊。
真宗的这些话传到帐篷外面，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自己最终侃下的价钱肯定会让龙颜大悦。真宗吃完饭后立即召见曹利用，问到底给契丹多少消灾钱。曹利用要卖卖关子，他做自我批评说臣有罪，答应每年给契丹的银子和绢数量太多。闻听曹利用这番话，真宗更是揪心，急着问：具体是多少？曹利用理直气壮的高声回答：三十万，十万银子二十万绢。真宗那叫高兴啊，三十万只是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大宋的能力不过是小小的意思。曹利用从此便受到重用，逐步升官直至枢密使。
真宗死后，仁宗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和仁宗共同主政，曹利用先是屡次驳了太后的面子，又得罪了一些宦官，因而被人惦记上了。他的侄子曹纳就成为整倒曹利用的突破口。
曹纳这个人花心，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和自己府中的一个丫环好上了，他老婆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个人家将这个丫环嫁了出去。虽说这丫环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但毕竟人还在，曹纳也就心不死，时不时的跑到丫环的新家去，丫环的丈夫气的不行。这天，曹纳又到了丫环家中，当时他里面穿着一件儿黄色的小夹遥饩突凳铝恕；粕腔实圩ㄓ玫难丈纬婊实劬褪窃诔虑拧盎婆奂疑怼钡模净返恼煞蛞豢椿崂戳耍褪钩鲆徽芯奔迹蛟诓苣擅媲案吆敉蛩晖蛩晖蛲蛩辏〔苣梢皇辈恢耄舸舻恼驹谀抢铮晃派侠纯慈饶值牡娜宋Я似鹄矗烁鋈嗽呔慊瘛�
在当地监军的宦官知道这事后，飞马赶到京师报告说，曹纳身穿着黄袍接受他人的跪拜，这分明是在和他叔叔曹利用一起图谋不轨。于是就在锅中到进油烧热了，把曹纳拉进油锅中炸了。
曹利用也因而受到牵连，在流放的路上被迫上吊自尽。
有人看见过刘太后亲笔写的条子，上面说：“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反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宋史》曹利用传中说，曹利用之死“人多冤之”。
这种刑法在古时候叫做“镬亨”，《汉书·刑法志》中说：“秦用商鞅……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镬烹这种酷刑是把人放进锅中去煮，但曹纳却是被放进油锅中去炸。在平日的印象中宋朝是个文质彬彬的社会，多姿多彩的宋词，夜放花千树的正月灯会，马行街灯火照天的夜市，种类繁多味道鲜美的小吃，太庙寝殿夹室中那块刻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石碑。甚至在对外交往中也是以谈为主，不像汉、唐那样强犯汉者虽远必诛。真个是“郁郁乎文哉”哈。
提到“郁郁乎文哉”，不由想到南宋时的一件趣闻。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潘美其人
〔文／远去的牧歌〕
北宋初年，与辽国军队作战的宋军主帅名叫潘美。这个人物，在一些戏曲小说中是以反派角色出现的。直至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潘美是个奸臣，而且是陷害杨家将致杨老令公杨业于死地的卑劣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开封人认为是宋臣潘仁美府第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潘美的资格甚老，周世宗柴荣为开封府尹时，他已是柴荣的手下。周世宗即位后，补供奉官。后来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
这个人年轻时颇有志向，“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他投靠后周政权，与当时同为青年将领的柴荣、赵匡胤等人交情甚厚。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对潘美委以重任。他担心“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
潘美果然不负赵匡胤的重托，以“单骑往谕”，进入陕军营帐，颇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气概，用三寸不烂之舌，向袁彦等人晓以大义，“天命既归，（尔等）宜修臣职”，袁彦被潘美打动，心悦诚服，跟随潘美入京朝拜赵匡胤，以示效忠。
潘美不费一兵一卒，为赵匡胤解决了心头之患。赵匡胤喜不自胜，对大臣们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开宝三年，宋军征岭南，潘美为主帅，率大军长驱至广州，斩敌数万计，擒获南汉皇帝刘鋹，“送京师，露布以闻。”
宋灭南唐时，潘美为主帅之一，曾亲“率精锐以短兵接战……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很多人认定潘美是奸臣的原由来自于致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
实际上对杨业之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潘美。
宋太宗雍熙3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其时辽兵势大，不可硬攻，但护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说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王侁拒绝了他的建议，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王侁还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王侁显然对杨业存有蔑视之心，他敢于这样蔑视杨业、嘲弄杨业也是有来由的。
杨业原是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赐姓刘，归降大宋后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看来宋朝军队中也讲出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杨业之类由敌方阵营归降过来的将领理所当然地要被嫡系所排挤，所蔑视。
杨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服从。他知道此番出征如蹈死地，将行，对潘美等人流泪而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宋史中说：“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过了一会，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