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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它宣判了我美好憧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我遭够了罪。
1964年5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石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记慢慢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经站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月1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三年后我们几乎同时结婚。初中毕业后，李玉甫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放弃了升学，回到生产队劳动。和其他年轻人不同的是，李玉甫古看的很多，南朝北国无所不晓，谈古论今也从不拾人牙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总能凑在一起海聊，臭味相投是吧。
我比李玉甫多念了三年，他比我的成份好，但我们在生产队谁也干不上俏活，没有什么怨言，谁让我们和记、大队长不沾亲带故啊。遇上心里憋闷的事也不去计较，我们是对方相互倾倒“心里淤积”的垃圾箱，互不嫌弃，反倒觉得挺干净。
那天，我们边走边聊，从刘伯温谈到袁世凯；从读毛主席的，扯到十大元帅……
他说：“过去开国的皇上，都得收拾收拾一下功臣，毛主席就不整人。”
“那不假，功高欺主嘛。”
“罗荣桓刚刚建国就死了，太可惜了。”
“没福啊……”
“你说将来，这些元帅都会怎样呢？”
我察觉李玉甫的话有余音，我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开国皇帝治良臣”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
我没有顺竿爬，岔开了话题，说了一句让他也犯琢磨的话来：
“也许皇帝都是好皇帝，臣子就不一样了。”
他反应得也不慢，反问我一句：
“你是说，十大元帅里也有奸臣吗？”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