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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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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要放在父亲那里统筹支出,只有过年了,才买上几个苹果,大人和孩子在除夕夜用刀切瓣分着吃。冻秋梨没有办法切开,就好一人一个,真难啊。

那年过年,三婶感冒了,几天都是卧床不起,也没看医生。三叔的那个梨没舍得吃,他贴在三婶的耳朵根子说:“你吃吧,别留着了,我这还有一个呢。”

想不到,一个有病发烧听不见来人拜年的动静,一个耳朵因为上火也不好使了,这句话被人听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生产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句悄悄话,和他闹笑话的人就拿它说事。当然,一到这个时候都笑了,那也是苦恼人的笑罢了。

“大帮轰”的时候谁也不必谁家强多少,但像李学清家这样困难境况也够得上典型了。他的父亲害怕他的日子过“洒汤”了,便采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财政大权。大到买衣服布料,小到针头线脑,凡是花钱的事,一切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亲自去操作。

老头终于老了,生产队在他“拿不动腿,张不开嘴”的两年前提前“死亡”了。他总算看到儿子靠责任田挣回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又要翻盖新房,又要去两个孙子媳妇,但他还是没有住上新房。

土地承包到户,李学清家人口多,劳力也多,承包的责任田也就多,是本生产队的第一大户。头一年就是个大丰收,头一年大人孩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只几年的光景,李学清成了原生产队的首富,接连盖两座新的砖瓦房,娶进两个儿媳妇,发送了两位老人。这么多大宗的事,要不是“改革”他哭都哭不上调来。

5个孩子中的两男两女先后成家立业了,剩下的小儿子正在念中专。到了这个时候,李学清的积蓄,也就是承包土地得到的油水差不多消耗殆尽,几近枯竭了。原因有4个:一是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得花大钱,哪宗事也不是省油的灯;二是儿子都分家另过,土地也分散了,留给他的土地有限。老爷子年代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瓜分了强盛态势;三是农村改革后各项费用提取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粮食生产效益的增幅。这是最根本的“败落”因素,也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他的小儿子念的学校是私营自费的,学费太高。这时的李学清老两口已近古稀之年,可他们还有未尽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那就是供小儿子读,毕业后筹备婚事,购置楼房……哪一项都是责无旁贷的,都是神圣不可推卸的!

除了“三傻子”的外号,李学清还有一个人人称道的雅号——“铁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叫得出口的,他愿意接受的,恰如其分的。

自打我认识他,他从来没得过头疼脑热大灾小病,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秋收的季节,只要是骡马不渴不饿,他就不会去喝水吃饭,恨不得把日头用木头支起来干活才好。贪黑从地里把庄稼拉回来,不谢车,这边喂马,那边他就吃饭,不到半夜12点钟,他又把车赶出去了。在一起过的时候,本来自己家的地就多,拉不过来,还要给别人拉地,就图多挣些车脚钱,什么都可以豁出去的,这不是铁人是什么?他的算盘是:养车马不同养小托,车马干吃干嚼就是赔本,所以他家的车马从来不闲着,春天给人家种地,夏天给人家趟地,秋天拉地……全年满负荷地运转。即使是冬天,他也顶风冒雪去辽河里拉沙子,卖给盖房的人家。

按理说,李学清这么干应该够小儿子念的花销了,就是将来结婚也差不多的。他自己也是这么盘算的,可又常常和我叨念这小儿子是个无底洞!

 3 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3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1992年暑期,李学清的小儿子李成柏在丹东日语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民市印刷厂,是花钱走后门进去的。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50元上下,连自己吃饭都不够。他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目的是回家肩扛手拎拿些蔬菜大米,临走时李学清还得给他往返车费和百八十元的“生活补贴”。

眼看到了而立之年,李学清又东挪西借2万元给他在新民市内买房准备结婚事宜。买楼是不可能的了,只好买平房。更让李学清闹心的事不断发生,对象处了一个黄一个,都嫌他工资太低,家里又没有强力的资助而告吹。去年又处了一个,开口价就是18000元,否则就不进你家的门槛。李学清哪还有什么钱啊?买房子的钱还是借来的呢。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李学清一咬牙还是答应下来。双方讲定:钱到结婚!

原来欠下的债务还没有填平,眼下又出来一个“天坑”,如何让填补?

1998年底,我从北京回老家见到了李学清,他告诉我这笔巨大的结婚费用仍然没有着落。可喜的是,李成柏的对象还没有启齿说出“了断”两个字。李学清还在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别无他法。大冷的天,他白天赶着马车去买自产的土豆白菜,晚上挑灯夜战扎笤帚炊帚预备集市上卖。

他真不愧为“铁人”。眼看就是古稀之岁了,身板还是那么健壮,脸堂红红的,走路“咚咚”的。所以都说他是挨累的命……

自从他的双亲过世,李学清不那么少言寡语了,喉咙没有了“梗阻”似的,很爱和别人交流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的,更不会渲染和演绎,所以都爱和他交谈。他人变了,秉性改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从别人的嘴里我知道,他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好,说我心眼好,是好人。

按他说的,我对他的好大体分三个方面。

头一宗是1982年的事。那年土地承包头一年他就发财了,我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沈阳日报上。年终,当时的公社根据这篇实事求是的通讯,评选他为劳动模范。他得到了奖品还戴上了大红花,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李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的本分人,没捡过什么“便宜”,更没有扬眉吐气的时候。这回露脸了,光宗耀祖了,再也没有人在背地里叫他傻子了,他们一家高兴得不得了。先父生母加给他“傻子”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他的心里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他近年来话多的真正原因吧。

二宗事发生在1986年初夏,那时他们家只有老两口和正在念初中的李成柏3口人。农忙时节家家都在地里忙插秧,他们家也是烟囱站岗锁头看家,房后的稻苗一连干了好几天也顾不上浇一次水,眼看就要枯死了。我们家是非农业户,没有地,也没有农忙的麻烦,在农村属于请闲人家。那天是星期天休息,我去房后看菜园子,才发现了他家的“麻烦”。转过身来,我就用自家的水泵和水井帮他浇了蹈秧。晚上李学清回来一看稻秧一点都没打蔫,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

他顾不得吃饭就到我这来表示谢意:“你呀,真够意思,用你的井和水泵不算,还把电搭上了。”是的,济人之急不是交易,别说是电,就是钱也不会考虑的。尽管我诚恳的解释,他依然要感谢我。

第三宗事我和他都记不得是什么年月了,反正是发生在冬天的送粮季节。

在农村,自打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两怕”:一是怕欠收,二是怕丰收,看似很矛盾,其实是真情。在我们那里,基本上都是辽河滩地,一涨大水或有其他自然灾害,就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是“绝收”。这样,这一年就白干了,还得搭进去很大的一笔投入,种地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即是第二年丰收了,两年加在一起能“保本”就算不错的了,没有一点效益可得。假如不是绝收,上边就要订购粮,追得很紧,不交是不行的,因为有原则,有政策,叫做“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那么,自己的能剩多少啊?所以,欠收就是“绝收”,“绝收”就是“绝路”!谁不害怕?

要是丰收了,卖粮难就难于上青天。难在哪里了呢?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农民思来想去不愿意出售,叫做“惜售”。勉勉强强到市场上买一些粮食,也是没有啥赚头,粮食卖不上好价钱,哪来的效益?所以,粮食一丰收,农民都抢着到国家的粮库卖粮。送粮的一多,粮库就压等压价,但还是比市场上高一些,就排队卖粮。排队可是个苦差事,有的日落就赶着车排队,第二天清晨离粮库的大门还远着呢。我亲眼看到,卖粮的车队最长时排出去5华里!

那年李学清就是排队来卖粮的,足足排了七八个小时才排到乡政府的大门口,离粮库还有一里多路,那时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可见他是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的?可见种地人的辛苦与无奈了。而这时我们才上班,才吃过早饭……

连冻带饿,李学清实在挺不住了,只好求人看着车马,便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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