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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2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曾祖有3个儿子，老大李春茂我叫他二爷，是按家族大排行叫起的。曾祖的次子即我的祖父李春荣，后来因为家父过继给李春园，我就叫他为三爷了。曾祖的三子就是李春荣，大排行第六，也就是我的六爷，我没有见过。
二爷为人忠厚不善言谈。二奶佟氏则是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二爷和二奶一生有三子一女。晚年时二爷不愿意在儿子家生活，就去了女儿家，女儿是他们的大孩子，家住大屯，离娘家的老家20多华里。1960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二爷病故在女儿家，在他过世之前，二奶已经在他的二儿子家去世了。二爷的长相很像我的曾祖，高高的个子，瘦脸膛，红胡须。
小的时候我经常见过二爷，但记忆中他从来不和我说话，好像也不看我一眼。死后女儿把他安葬在了当地，后来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六大娘主张把他的遗体迁葬到老家来。主意已定，六大娘、六大爷还有李巨元和我，把二爷迁葬到来家来，下葬到祖坟那里，算是入土为安了。他生前绝对不会想到，我为他也尽了一点孝心吧。
二爷的长子李若桂，我叫他四大爷；次子李若祥，六大爷，三子李若成，我的九叔，我们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
李若桂娶满氏为妻，即我的四大娘，大名满淑英。也就是从这一辈起，大娘和婶婶们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大爷生有一子三女，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不愿意和在齐齐哈尔的日子一起生活，去了沈阳的小女儿李亚杰家安度晚年。
四大爷很像他的母亲佟氏，能言善辩善解人意。年轻的时候，他曾是李家的“浪荡公子”，吸过鸦片。要不是新中国改天换地，他早就命丧黄泉了。四大娘去世前，老两口和我们同住在德盛堡，相距一里路。除了自食其力种些责任田，不足的部分由沈阳的二女儿李亚香和小女儿补给，其生活水平还是很好的。四大爷是标准的“年轻靠父母，老来靠子女”的主。
大家大业的时候，四大爷有些玩世不恭，祖宗的家业任由他“挥霍”。到了晚年，也是丰衣足食不愁柴米油盐，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命好。他也确是个乐观派，许多别人认为“愁事”，他都一律置之度外，甚至是置若罔闻。
儿子媳妇和他处不来，干脆就井水不犯河水，个立门户。大女婿更是“浪荡”，大女儿李亚芝早就同他分居了。李亚芝大姐是我们这辈人的老大，身体很是软弱，冬天一到就哮喘。加之生活上时常捉襟见肘，在贫病交加的背景下，不到60岁就离开了她的3个儿子。二女儿李亚香是我的二姐，比我大一岁。她性格爽快处世老到，是个“到得去”的人。悲伤的是，二姐夫患了痴呆症，走失了，至今没有下落。四大爷的三女儿李亚琴也在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上班，她比我小，妹夫整天泡在就缸里，夫妻俩吵嘴成了一日三餐。小女儿最为孝顺了，可摊上一个弱智孩子，让她终日头疼不已。
在外人看来，四大爷都该为此闹心、忧心，但他从来都是“心不在焉”，或是熟视无睹了，心胸达观得很。
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去了她小女儿家，承担起照顾痴呆儿的重任。人老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少不舍力，老不舍心”吧。1998年我去了北京，四大爷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依旧是耳不聋眼不花，四两半斤的酒还是挡不住他那张嘴。那年我们分离了，也是最后的一面。等我回到沈阳，他去了大连，病逝于2004年，骨灰安葬在老家，和家父同处一个坟地，墓碑前后不到3米，那里还有我的六大爷。
回想起他在老家和四大娘独立过日子的时候，一有大事小情总是找我商量。他对他的亲侄子李巨元显得不那么亲热，说他什么事也办不好，二哥人很老实的，也不和他计较。
1985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忽然有人敲我的窗户，原来是四大娘过世了。她怎么会死去？太突然了！等我和二哥李巨元到他家时，已经是午夜1点时分了。天亮后，在沈阳的女儿们也赶到家里，她们又给在齐齐哈尔的儿子女儿打电话报丧。
齐齐哈尔的女儿来了，儿子却不见踪影。
按农村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许多事都是要由儿子来完成的。儿子不在，这些事只好由侄子李巨元来替代了。
二哥责无旁贷，按习俗行事，虔诚得很。其他的事宜则由我来完成，我成了主持，把四大娘发送了。
李巨元别看人很老实，不善言语，但做事太义气了。他和二嫂代替儿子和儿媳跪在灵前，磕头回敬前来吊唁的亲友善邻，令人称道。此时此刻，四大爷感慨了，老泪纵横。他哭着说：“唉，侄子比我无情无义的儿子强多了……”他仰天长叹道：“我做了什么孽啊，把儿子得罪了……”他还对亲友说，要不是两个侄子张张罗罗跑前跑后，老太太就得臭到屋里了。
其实，他的儿子得说做得不对，不管如何都要回来的，母亲死了怎么不露头影？但话说回来了，四大爷做事也有问题，情理难溶的问题。
他儿子李占元是我们这辈人的老大，我们是一个曾祖。“文革”时他在大西南的四川工作，媳妇和公婆住在一起。后来她觉得不方便，就搬出去住在养鸭场那了。于是就传出了闲话，说大嫂有作风问题，不许她回家。儿子回来了，四大爷依然不让他们见面，还棒打鸳鸯，最后夫妻俩很不情愿地分手了，双方都怨恨在心，不能原谅他。
李占元大哥后来再婚了，那时候“工人阶级”找个对象是相当的容易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四大爷才拆散了儿子的婚姻，而他们的感情并没有丝毫破裂和危机的迹象。
四大爷到沈阳后，我时常打电话给他，询问他的一些情况。他还是边笑边和你唠家常，没有一点忧虑的话语。他的一生就这样的乐观，但弥留之际他会想写什么呢？现在，我和李亚杰、李亚香、李亚琴、李占元，都失去了联系，所以他要走的时候究竟想写什么我不得而知了，但我很怀念他。
2 我的先祖（更改祖制）（5）
2我的先祖（更改祖制）（5）
我认识熟悉六大爷要比四大爷早得多，至少要早15年。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四大爷就去了葫芦岛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全家搬迁。他是什么时间回到家乡的，我不清楚，是因为那个企业黄了。知道他去世，政府还给他一定的“企业破产补助”，1998年之前都是我到民政部门给他领会每年60元的补助金。我去北京后，就有他认为不会办事的李巨元代领了。
1961年我念初三，毕业前要去新民照毕业相。学校离三台子火车站20华里，要徒步到那，再坐火车去新民，交通太不方便了。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过四大爷的家门口已经是黑天了。那时四大爷从葫芦岛就把家安在四方台，就是解放后叫做“解放”的堡子，离我的老家有30多华里路。
那时是困难时期，我很想到四大爷家歇歇脚，吃点什么东西。但不能做到，老师不允许，我得跟上队伍。
后来我念高中了，去新民依然要走这条路，从家到三台子要走50来华里很累的，也想过到他家休息一下再走，但没有一次那样做。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我们接触的太少了，怕人家不待见我，只好作罢。
四方台是四大娘的娘家，直到“文革”快结束了，他们才搬回老家来，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接近和往来。所以，还是六大爷和我相处的时间长。
四大爷的弟弟李若祥比家父的个子还要高，外号叫“李大个子”。他是个心敞的人，即便家里无粮无米也不会犯愁。他和家父同岁，生在二月比家父大五个月，大排行老六，我的六大爷。
六大娘说六大爷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家里外头所有大事小事全由六大娘做主，他吃粮不管事儿。他们和四大爷家一样有一子四女，也有一个叫李亚琴的，都是家族不常在一起惹的“祸”。后来为了区别开，六大爷家的“琴”，就写成“芹”了，她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小“亚琴”相称。
六大娘姓王，大名王兰芝。她的秉性随了她的婆婆佟氏，能说会道，也是个到得去的女人。在农村，所说的“到得去”，就是专指办事有能力的女人。
1964年，事事都要强的六大娘，见西院娘家侄子王凤成19岁就结婚娶媳妇了，便坐不住炕了，四处托人求媒给儿子提亲。除此而外，她河南水北的张罗儿子的婚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事，那就是她希望未来的孙子是李氏家族下一代的老大。
我这一辈的老大哥叫李葆元，是我大太爷的曾孙。四大娘没少当我的面说起要“夺回老大”地位的事，眼睛里总是充满着期待和盼望，也是一种渴求。在大家族里，李占元排行老二，李巨元列三，我列五。六大娘喜欢“二”的位置，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改变李家传统的排列，变“大排行”为“小排行”，即把我曾祖的曾孙排在一起。这样，李巨元就排在二的位置上了，让我叫他二哥，叫李占元为大哥，我就成了三哥。如此排列，还有一个秘密……
李氏家族的先人死后，安葬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的祖坟排列叫“排山葬”，有的家族是“雁别翅”。排山葬的排列顺序是，下辈子的老大头顶上辈子的老大，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儿子排行第三，老子排行第二，那儿子的头就对不上亡父的脚了。李巨元的父亲和祖父按“小排行”都是第二，这样一来儿子的头就可以对着自己父亲爷爷的脚了。所以，六大娘对家族的排行来了个大改革，意义就在其中。
1964年暑夏，李巨元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钱，没有钱事就办不成。为筹集结婚的资费，六大娘从乡下跑到沈阳，又转而去了本溪借钱，拉下了许多饥荒。那时候的钱即使是百八十的也是个天文数字，想还上势必登天。
媳妇是娶进了门，粮食又不够吃了，燃眉之急一个接着一个。最急的是小两口没过上半个月，媳妇就跑回了河北（辽河）的娘家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婚姻也不是合法的婚姻，结婚女方不够年龄，没有登记。
到了秋天，因为一场大水涝得“十地九绝”，分值只有三角六分钱，干一年的活一个人仅仅能挣100多元钱，去掉口粮和柴草，家家都欠生产队的钱，哪还有钱还饥荒啊？
六大娘这事办得“人财两空”，一枪俩眼，恶气加上旺火，六大娘病倒了。虽然经过调理病情好转了，但从此植下了病根。
4年后，李巨元与本队姑娘董淑英成亲了，两家一条街，相隔3家。
董淑英和李巨元还有我，我们都是原来董家窝铺生人，且同庚。董淑英比我生日小，平日里叫我哥哥。她结婚之后，娘家人和六大娘非得让我叫她嫂子不可，这就叫礼数吧，可以接受。可是，她的弟弟董向国比我小了三岁，我也得叫他“大哥”，真有点不好意思的。理由是，我的媳妇比他小了2岁。六大娘够到得去的了，什么事她都想得周到，懂得很多的金科玉律，我拧不过她。
六大娘和她的亲家母算得上“志同道合”，秉性也一脉相承了，但有点针尖对麦芒。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亲家母之间常为结婚的彩礼、礼仪等大节小节“较真儿”，“挤象眼”，闹得沸沸扬扬。
两家住在一条街上，小孩洒泡尿的功夫就从这家走到那家了。结婚的时候，董家非要套上马车绕到把姑娘送到婆家不可。六大娘认为，这样一折腾还得赏给车老板一些钱，是无端的浪费。可转念一想，儿子是二婚了，人家是个没出格的黄花闺女，满腹得不情愿也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接新娘子的彩车转了三四里路一大圈子，总算到了李家的大门口。可哪里料到，车是到了，却不见姑娘从车上走下来。这可急坏了六大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刹那间脑袋就大了一圈。
原来是，董家非得要一丈二尺红布辟邪不可，否则打马回山，文辞叫“打道回府”。
六大娘那里有这款预算？她一咬牙一跺脚，立即差人去了商店买红布，怎么也不能功亏一篑吧。
好说歹说，大事完毕了。本该轻松一下过平常人的平常日子了，意想不到不久六大娘又旧病复发，得了“单腹胀”一病不起。单腹胀就是现在的肝硬化，在农村那时就是绝症。一年以后，六大娘在大年初四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52岁。可怜啊，她休息了，长眠了，不再和谁争风斗气了，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
初三那天晚上，六大娘回光返照，显得精神了许多。她向家人草草地说了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就双目紧闭了，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少顷，她又睁开了眼睛，四处望了望，又嗫嚅了一下嘴唇……我赶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