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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敢问?她是要我好看。
学校图书馆天天催我还书,后来催收的任务交给了班长,早上一到学校,班长看到我就说:“马国光《水浒传》!”像是在唱一首熟练的歌。穷则困,困则盗,我偷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越偷手越顺,已经可以偷到买得起书了。偷来的钱买的书,常常不带回家,逃学在外读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偷来的钱也可以买别的,但是很少买吃买喝,有一次买了一盒十六色的蜡笔,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眼前一排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有一次买了一根绿色透明的米达尺,举起尺来把天地都映照得水绿水绿的,让我一下子忘掉了我小小人生的一切痛苦。
偷来的钱买的东西,都不敢带回家,只好放在教室的书桌里,教室放学了会上锁,丢不了。
但是终于还是出了事。
有一天照旧晚晚地回家,纵使没有逃学。可是一回到家里,看见了桌子上的东西,吓得我汗毛竖立。那些都是我藏在教室书桌里的个人物品啊!我百口莫辩。
原来姑妈要大表妹去我们班上的教室搜搜我的桌子,她照她妈妈的吩咐,先是跟老师报告她是谁,要干什么,老师也没有阻止,于是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带回家了。她最爱做让我挨打的事情,而姑妈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的设计会多么伤害手足之情。
不会有别的结果,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毕竟是小孩子,有的事情就是想不清楚,结果演变得无法收拾。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忘记买的是什么,总之要用上剪刀,便借了女店主的剪刀用了一用。
在回家的路上,偶然摸到了书包,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一把剪刀给放进来了。
长大之后想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地就可以处理好。我可以马上把这把剪刀送回去,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不回家是不行的,然而要是这一把剪刀让姑妈给搜了出来,我就无法交代。她常常搜我的书包、我的口袋,在她面前我是一丝隐私权都没有的,我一时没了主张。
快到家门口了,怎么办?糊里糊涂地,我把剪刀丢到水沟里,在和平东路一八三巷,史学家劳幹教授的家门口旁边。
水沟虽然狭窄却很深,烂泥很厚。这样丢下去,干干净净没有痕迹,我想。一点都不错,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两天。平安一两天也难得,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因为完全不能预知今天回家又有什么祸患。我活着,就是不断地出错,即使我也不知错在哪里。
但是女店主却找到了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找到我。班导问起我,我只说明天会带来还给她,反正常常撒谎,总是先搪塞过去再说。
明天当然还是没有,我说忘了,再明天,再明天,这么一天天地拖着。但是要我从哪儿变出一把剪刀呢?我在绝望里,只有静静等待厄运降临。这两三天,吃不下,睡不好。
女店主催得很急,终于,班导通知了姑妈。
她没打我,只问我剪刀在哪儿?我说借给同学了,他马上就会还。什么时候还?明天。
我只会说明天,先推到明天再说,还不了《水浒传》也是这样,就跟班长一再地说明天。
那是秋冬之际,天黑得好早,我不敢回家,因为答应了今天一定会还剪刀的。不回家,那又能到哪儿去?我只能呆坐在教室里。
天,更暗了。
奇怪的是,有三个女生在后座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我也无心去听,只为眼前的难题而愁闷不已。
后来,三个女生终于也走了,只余下我一个人,我终究也要离开的,等一下就有校工来锁门。也许我该回家吧?否则就逃走吧?逃到哪儿去呢?还是回家吧。想来想去,回头看看这一间空荡荡黑糊糊的教室……居然有了一大发现。
在后面的课桌上,清清楚楚地放着一把剪刀!是那三个女生中的哪一个的剪刀吧?是啊,刚刚她们好像就在剪啊贴的。看来跟女店主的那一把差不多。我抓起剪刀飞快地跑到学校前面的文具店,得意地把剪刀给了她,立即回身而去。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店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班导,记得有“非原物”一词,其他的,大意是说,一把剪刀无所谓,但是养成小孩子的坏习惯就不好了。姑妈问起来,我只说同学把原来的那一把弄丢了,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了,他跟我说起此事,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定非常细心而廉洁。去年他在新竹开画展,我跟当年教我们自然科的另一位连炳南老师,约在附小见面,开车带着连老师一起去看何老师的画展。
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回月考,我看着试题,什么都答不出来,又不好马上交卷,抬头一看,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