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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次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给我,可是他听得很有兴趣。只记得在请教次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姑妈一迭声地唤我倒茶,似乎就是要打断我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怕为难他吗?次长也该晓得我的想法啊。姑妈真的很奇怪。
有些问题到今天依然不得其解,但是对数学的本质却比当年清楚了些,数学不是算术,勾股弦是把物理世界的许多事物概念化也是绝对化的手段,是推论与想法的符号化抽象化,是在宇宙间唯一可证实的真理,可以很好玩的。要是让我们计算得出一个馒头的热量,用这些热量去爬阳明山,能爬到哪一站?用来睡一大觉又会消耗多少?这样教,不好吗?
数学可以计算出我们跟月亮的距离,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凭着光谱,就分析得出几千万光年之外星座的温度与质量?地球的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凭什么测得出地心的温度?为什么空气也能有重量?每个地方的空气都一样重吗?血流的速度跟血压的关系何在?心脏为什么总是不累?这几千几万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讨论,却只管要我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公式?
代数的代码,都可以在坐标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却要我们死记,何不先把坐标让我们搞清楚,横的纵的,可以代表什么,如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温度与湿度,那么,那些个代码的英文或是什么外文的符号就生龙活虎起来,这样教有何不可?也许对于入学考试有些不便,然而人生只为入学考试,岂不可笑?何况是在那么好的年华。
大概除了作文,必须当场交卷,我不会缺,其他的作业都没有做。举行壁报比赛,我依然是做壁报的人选,还是可以享受公假。
地理课没有详细的地图可看,只凭插图、文字、图表与口述,怎么学得出实际的东西来?现在都可以从太空拍到实际上的地球了,不知地理课有无配合?常常想,从太空摄影看地球,是多么美丽的图像,尤其是看不出国界来,只是一片浑成的大地与海洋,地理课难道不可以有如此的哲学思维吗?我得到了一长条的世界地图,是父亲出国的时候航空公司送的。除了航线、地点,上面什么记号都没有,却看到山脉起伏、江流婉转,那个时代人造卫星还没有造出来,自然不是太空摄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地球的原型,没有国界的。后来一位地理老师借了去,直到今天也没还给我。他留下了那张地图,但愿有他什么不寻常的理由。
还记得为了反共,我们的地理科非常顽强地以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版图为准,以那个时候的铁公路、农渔矿产为准,那样的地理是胡思乱想,也舍得让小孩子用去许多宝贵的童年少年去读去啃去背,政治搞得出这样的荒唐事,当时虽然年纪小,也觉得可笑。有此疑惑,如何读得好地理?历史,怎么比得上《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演义》、吕四娘、妙手空空跟血滴子等等的故事?便是电台里陈致平教授说历史,也比我们的历史课精彩得多。要是英文课可以天天听英千里教授的教学节目,我的英文也应该会好一点吧?物理跟化学,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的方程式?问题又来了,谁规定的?为什么有限的元素就能组成无限的物质世界?宇宙有没有边际?那么边际之外呢?要怎么称呼?人类的智慧有没有极限?桌脚的蚂蚁知道我们的存在吗?神之于我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之于蚂蚁?
学校里没有给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没有问老师。多年之后,我在中广工作,我主动请求让我做儿童节目的制作人。我推出了一个节目单元,唤作“好孩子”,我的主张就是个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跟主持人冯澐中小姐努力地去找不合一般通俗标准的孩子,去访问他们,访问他们的父母跟老师,也找到许多关系人谈话,尽可能地找出他们不一样的优点,之后变成我们节目中的题材。我要出出当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的气。
不用说,身兼学艺股长却作假不交作业瞒骗所有的老师,这样的事一定会被发现的。
果不其然,问题从数学科开始。
数学,我总是吃零蛋,老师也习以为常。有的时候,干脆把我赶出教室,却正中下怀。这会儿下课时抢也抢不到的游戏器材,任我挑着玩儿。后来老师要我在教室后面门口别走远,那也就玩不成了。
老师终于想到要看看我的作业,发现在报表上我并不是未交作业的学生,但是全班的作业本中就是没有我的。
这可成了大事,老师都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预备功课、批改作业,事情应该很快地传了开去,其他的任课老师也顺便查核一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真正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只记得级任老师要我在一定的时间去见校长。
没有人陪伴,我浑浑噩噩地,依了老师的指示去见了黄校长。
黄校长依然那么斯斯文文、轻声轻气,问了些家庭的问题,并跟我讲:
“我认得令尊。”然后说还是把作业写写吧,然后就没事了。
但是到了学期末我却满堂红,连音乐都不及格,因为老师考试要我唱歌,我一点情绪都没有,不想唱,唱不出。唱歌是要有情绪的,现在我依然这么主张。
我留了级,一年之后,又留了级,依规定是不可以再读本校了。就只好拚命读书,勉强地敬陪末座,插班进入建中。但是二年级依然读了两次,一个初中,读了五年。加上小学留级一年,学校生涯中,留级三次。
好不容易升到了初三,老师恳切建议再多读一年,这一次不是家庭访问,是老师亲自跟我讲的,我想到不知哪一年才能毕业,并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偷偷地用同等学力去考联考。考前父亲就请了岳长奎伯父教我数学,他是师大数学系主任,也请台大数学系主任沈璇教授给我补课,讲起来可真不得了,他们的确是大材小用,搞不好根本用不上。倒是沈伯母对我爱护有加,沈伯母的先翁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黄膺白(黄郛)先生,但是她非常朴素可亲。我就到前面巷子他们家做功课,有吃有喝的。后来他们家成了我童年的朋友尹建中教授的宿舍。
岳伯母也非常疼爱我,甚至觉得让我跟他们的宝贝独生子东东做朋友,可以让他长许多见识,让我受宠若惊。满头银丝的岳伯伯极有耐性,题目我做不出,他总是好脾气地要我再试试,再试试。我在做题目的时候,他也在纸上做微积分的题目,偶尔也跟我讲讲微积分,那部分我们还没学到,不会考,但是我爱听他讲这个微分那个积分。结果是,题目到了最后也做出来了,从头到尾,常常只证实了我没有追求答案的耐性。
我相信老师的教学态度很重要,在当年,如果不是为了联考,赶呀赶的,我真愿意跟岳伯伯一直学数学到老。
岳伯伯后来应香港珠海大学(即珠海学院)之聘去了香港,我失去了极难得的合得来的长者。后来听说岳伯伯在香港街头中风路倒,几天后,岳伯母才在医院里找到了他,但没有多久岳伯伯就去世了。之后他们母子二人又去了日本,从此失去了联络。直到四十几年之后,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认得岳长奎教授的太太吗?岳伯母有好几十年没有回到台湾,在此地朋友也很少了,她已经是八十七八岁高龄,还记得我,从报社打听到了我的电话。
我开车带着岳伯母玩了一整天,终于有机会跟她说,我特别要谢谢她答应给我钱,让我可以买到从收破烂的人那儿发现的冯友兰的《新原人》跟一些别的哲学的书。她亲自在战乱中带出来唯一的一本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早年也很慷慨地送给了我,当时是禁书,买不到的。从十三岁读了那一本书,就断断续续地读到今日,并且旁及其他数以百计相关美学的书,就是那本书影响了我一生。我郑重地谢谢她,人生有机会表达感谢,真的好幸福。
我带岳伯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其实她的眼睛已经不怎么看得清了,但是她依然那么有耐性地静静听着。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至善园的小亭子里,她缓缓地说: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很能读书的,现在,你知道的比我可多得多了,现在你都能教我了,今天我学了真不少。”
岳伯母还是那样,总是笑眯眯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岳伯母。
和岳伯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善园
高中联考放榜那天,我大概看来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亲看了不顺眼,骂了我几句,这时的我已经不是他随便打得动的了,我就出去玩,我想总考得上个什么学校吧?后来岳伯伯听到了广播,到我们家来报佳音,父亲却到处找不到我,我玩得很晚了才回家,故意的。父亲跟我讲我考上了复兴中学,我说我早就料到了,其实我根本没谱儿。
这一辈子大事临头,都爱故作镇定。杨家骆杨叔晚年的时候跟我讲,我小学毕业之前,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其中有“万事莫如联考易”之句,他很欣赏。当时还说,他想要把这一段写在他的自传中,问我版权可否让他用?光荣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用不用的?可惜他直到去世也没来得及写自传,享年八十有二,比父亲多活了两岁。应该有人为学术界如此传奇的人物写传的。
考上了北投的复兴中学,父亲已经觉得很可以了,然而,我依然挫败连连。
我早已习惯逃学,从小学逃到初中,初中逃到高中,逃到了大家都在大考了还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从考起,只得再留级。小学五年级留了一级,中学留了两次,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用的都是同等学力的证明,因为都没有毕业资格。高中最后的学历是在东方中学夜校,因为已经让之前的复兴中学勒令退学了,只好自己想法子转学。杨家骆叔叔听说读了东方中学夜校,笑着开玩笑说,那么都快天亮了吧?
天亮?还早。
校外的世界比校内可大多了,一如教科书无法跟图书馆相比。虽然许多人都会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看,也不要问,先考上好学校再说。但这是我从小到现在都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人没有出息,自私自利,眼光浅短,夜郎自大,自欺欺人,变成社会的负担跟祸患,却依然自鸣得意,有可能是从“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考学校”这一句话开始的。
第七章 别有天地
引子
植物园也是个逃学的好去处,看看荷花也比读教科书开心。
日本曾经有一位非常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家,名字叫做宫泽贤治,岩手县人,生前是位农业品种专家,却写过许多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一生没有离开过他小小的家乡。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却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作品中的背景遍及整个地球直到银河跟宇宙。
在他去世之后,有人研究他的作品,发现他能把一个小小的实际存在的地方,比如他工作场所附近,或是他住家的后院……就在他的笔下,幻化成无尽的天地。许多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地方,有人一一查对,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都是很不起眼,如一道小溪、一个小丘、一片田野连着一处水池。都很普通,但是,他却据此发展出来许多可观的故事与人物。
天地之无穷,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好奇心重的人,就如抱持了一颗童心到死的宫泽,他见到的世界虽小,却比一般人更加丰富。
多年之后,一再地想,为什么总是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逃学成癖,不可自拔,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外面的世界引诱力太大了,小小的一座座学校,无法圈得住那样狂野不羁的心灵。看来是在躲避,但在逃的同时,也在奔向更自由、更广大的天地。所逃者,是“学校”,而非“学习”,“逃学”这个词句,很有商榷余地。逃离这里而奔向那里,同样也是“学习”,只在于所学之地点与所学之见识不同而已。就在当下,无数的学校中,是不是还有那同样的压也压不住的心灵?他们是否也像当年的我一样痛苦,想要逃出去?
然而,现代的孩子容易逃吗?我们当年逃出去,重新面对的那个世界还算单纯,大多是大自然,否则也是各种各样朴素的人。对于当年没有好好臣服于体制,在晚年的现在回想,确实造成了某些不顺利,要是乖乖地上学,为了考试而读书,读得好好的,也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