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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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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

“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中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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