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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康熙帝制订的新的治河方略，于第二年由新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开始贯彻实施。首先拆除拦黄坝，深挖入海河道。旬日之间，河床深了三丈，宽了二十多丈，河水滔然入海，沛莫能御。［29］到四十年（1701年）底，其他各项工程也陆续完成。次年夏，黄河又发生了特大洪害，这次大水是对新修诸项工程的严峻考验，康熙尤其关注。大水旬月不下，康熙命张鹏翮日夜守在河堤上。清口附近新修的挑水坝（今康熙御坝），在夏秋险情中，逼黄河大流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洪泽湖高家堰堤工，几度发生险情，经加紧防守，终于挡住了咆啸的洪峰，经受了考验；其他工程也大都经受住了洪水的挑战，徐州至海口黄河西岸堤坝、山阳至邵伯运河西岸堤坝屡发险情，民工冒雨抢修，总算没发生往年的决堤大患。这次洪灾，仍有洪泽湖上游河堤被冲毁，但灾情较往年小得多。各项工程经受住洪水的考验，令康熙帝十分高兴。
四、第四次南巡，河工初步告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五至三月十五日，康熙帝以河工即将告成，进行第四次南巡。
二月初四，康熙帝御舟入清口，阅视天妃闸、御坝，颁《奖勉河臣诏》对河道总督张鹏翮及在河各官亲加奖勉，谕吏、工二部对总河以下各官“详加议叙具奏”。［30］康熙帝还亲视陶庄引河，谕使引溜清口。阅视减水坝，申谕不可迎溜，防夺河洪。阅鲍家营，指授开浚引河，清江以安。阅中河口，命移建于扬庄，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仲庄清水出口逼溜使南，运口有碍，应将陶庄以下扬家庄处酌挑引河，令中河从此出口。”［31］时清水出仲家庄，每当黄河暴涨，直射南岸，运口之灌在所难免，中河口门既移，则运口无患矣。
康熙帝制《河臣箴》于舟中，御书赐予河臣张鹏翮。《河臣箴》曰：“自古水患，惟河为大。治之有方，民乃无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赖。降及汉唐，决复未艾。渐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议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复资其力。矧此一方，耕凿失职。泽国波臣，恫鳏已极。肩兹巨任，曷容怠佚。毋俾金堤溃于蚁**，毋使田庐沦为蛟窟。毋徒糜国帑而势难终日。毋虚动畚筑而功鲜核实。务图先事尽利导策，莫悔后时饬补苴术。勿即私而背公，勿辞劳而就逸。惟洁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广益。则患无不除，绩可光册。示我河臣，敬哉以勖。”［32］
康熙帝过清江浦，幸清宴园，御笔题写“澹泊宁静”匾额赐张鹏翮。张鹏翮将其泐石成碑，今碑石尚存。
康熙帝历扬州、镇江、苏杭、杭州、江宁等地。回銮途中，三月初二，康熙帝再次视察高家堰堤，驻关帝庙。次日继续视察河堤，命河道总督张鹏翮将堤岸单薄、桩木渐朽、土石残缺各处立即修筑。
康熙帝一路巡视，见河工初步告成，欣然命笔作《览淮黄成》［33］诗一首。
诗曰：
殷勤久矣理淮黄，几度风尘授治方。
九曲素称天下险，四来实为兆民伤。
使清引浊须勤慎，分势开流在不荒。
虽奏安澜宽旰食，诫前善后奠金汤。
三月十五日，康熙帝经东平、东昌、沧州、天津回京。十六日，康熙帝召大学士、九卿等谕曰：“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经成功矣。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告成也。”［34］
五、第五、六次南巡，筹划善后之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康熙帝认为，河工虽说告成，尚须察验形势，筹划善后之规。二月初九，康熙帝启程离京，踏上了第五次南巡的旅程。
二月十六日，康熙帝御舟过临清州，泊于土桥闸，对大学士等说：“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则仅是河岸，四十二年则去岸甚远，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岂不大治。闻下河连年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35］
三月初六日，康熙帝御舟经东昌、济宁，入江南境。初八日，渡黄河，泊清江浦，康熙帝亲阅扬家庄等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见黄河已顺轨安澜，非常高兴，归舟欣然赋诗二首。名曰：《扬家庄新开中河得顺风观民居漫咏二首》［36］
其一曰：
瞬息风帆百里余，往来数次过淮徐。
光阴犹似当年景，自觉频催黑鬓疏。
其二曰：
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
庙堂时注黄淮事，今日安澜天下知。
康熙帝把扬家庄“春雨弄柳，渔舟唱晚”的美景融进诗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这两首诗被勒石成碑，立于扬家庄三坝。
十一日，康熙帝御舟泊扬州城北高桥，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要紧。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河水涨至五六尺，清水不涨，势弱不敌黄，黄水自然倒灌，亦必然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下板，蓄清水以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
［37］他还指出：“黄河南岸堤工关系紧要，应加紧修防。”［38］
十七日，抵苏州。十八日是康熙帝五十二岁生日，午时，康熙帝召张鹏翮及河工人员指示：“河工虽已告成，不可不预为修理防护，以图善后之策。”［39］
四月初九，康熙帝回銮途中经过清口，遍阅高家堰河堤。十一日，康熙帝来到惠济祠前，河道总张鹏翮率淮扬道张弼、大学士马齐等跪列河干，康熙帝站在石工堤上对诸臣说：“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摇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朕心甚为快然。”［40］
此次南巡，康熙帝以“河工大成”，十分高兴地筹划了善后之规。
不料几个月后，河工又出了问题。当年七月，黄、淮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暴涨，造成古沟塘、韩家庄、清水沟几处堤岸冲决，发生水灾。康熙帝闻讯十分生气，立即降旨：“今春朕欲亲视高家堰，张鹏翮奏称堤岸工程俱完，又时当炎暑蚊虻正起，求停止亲阅，恳奏再四。朕以高家堰关系甚大，亲往阅视，见石堤尚有未完之处，所下之埽，已经二三年者朽烂亦多，将此情形一一指示张鹏翮及河工诸臣。朕又谕张鹏翮，大水时发，难以预料，尔务须昼夜防护。至分守堤工人员委用不当，朕亦谕及。今古沟、唐埂、清水沟、韩家庄四处堤岸冲决，河工将有复坏之事。大小河员惟知清水畅流为己功，不知高家堰之坝水泄太多，则清水力微，黄水必倒灌也。”［41］康熙帝命大臣速议具奏。七月三十日，九卿等遵旨议复，处张鹏翮革职留任。
由于这次冲决，康熙帝命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和张鹏翮等共同详议漕运与民田两利的修治方案。次年正月，阿山等提出了创兴溜淮套方案，其主要内容是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张裕口，再出清口。由于创兴溜淮套工程所需约银一百八十八万两，九卿认为河工事关重大，需饷浩繁，工程情形尤难详晰，非皇上亲阅指示，实难成功。共同叩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康熙帝认为他数次南巡，濒河官民不无劳扰，加之年已渐增，惮于临幸，不允亲往。但康熙帝对溜淮套工程并不放心，以为此等大型工程，若有闪失，劳民伤财，后果亦不堪设想。经大学士等再三恳请，康熙帝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启程离京。二月二十日，康熙帝由清口上岸，详细视察了溜淮套的地势。当天，康熙帝召集扈从文武、地方大小官员、河道总督及河工官员于行宫门前，严厉斥责张鹏翮不留心河工。对于溜淮套工程，康熙帝对诸臣说：“前阿山等查勘泗州水势，奏称溜淮套地方另开一河出张福口，可以分泄淮水，免洪泽湖并涨，保高家堰之危险。绘图进呈，请朕亲阅。昨日阅武家墩，朕尚谓果如阿山等所奏溜淮套可以开成。今日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杆多有在坟上者，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坏民坟冢。……数年来，两河平静，民生安乐，何必多此一事？”［42］康熙帝还指出：“明代淮黄与今时迥别。明代黄水势强，淮水势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阅视两河形势，记忆甚明。渐次修治，今则淮强黄弱矣。善后之策，尤宜亟讲。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挑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通运料小河，俾商民船只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挽运，为利不浅矣。”［43］康熙下谕立停溜河套工程，经反复察视、研究，命挑浚洪泽湖出水口，加宽加深，使清水畅流，以达溜河套工程之效。［44］二十一日，康熙帝命自曹家庙回清口，将沿途所立标杆尽行撤去，百姓欢呼雀跃。康熙帝到清口登舟回銮。
这次南巡，康熙帝对河工善后处理完毕。四月二十二日，返回京师畅春园。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命移建王家营减水坝，四十九年（1710年）建惠济越闸，五十一年（1712年）谕建卞庄挑水坝，五十八年（1719年）开王家营东引河，分漕北趋，以保南岸老坝、车路险工，于是治法大备。［45］
康熙帝以民为本，实心求治，他亲临河工，指授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两河安宁，漕运无阻，人民安居乐业，这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康熙帝一生南巡凡六次，往返供仪，悉发内帑，还曾要求“预饬官吏，勿累闾阎。”［46］康熙帝以后，乾隆帝也进行过六次南巡，然而他坐享其成，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为游遍江南锦山绣水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其目的与作用皆不可与其祖父同日而语。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历代漕运
【秦汉】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