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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青蓝面容的土著神只所要附身的人，必得是出身于骨系干净、门户高尚的女性。向我们介绍加布休丹情况的僧人欧珠加措的祖母就曾被作为附身者。她死后，继之者为一位明叶家的女孩子。这是人们记得的最后一位神谕者。后继无人，现在每年二月初十所进行的仪式，神灵预言一项实际是取消了的。科加人只是说，没找到附身者。我猜想可能是当代人没有认真去寻找，因为不再热衷此道而不再有人显现神迹。生活常规发生的渐变和突变都不曾使当事者明显觉察到，神谕者的消失其实抽掉了祭祀仪式的实质内容而使之徒有其表了。
从祭土著神的第二日开始，二月初十一至十五日的五天中，是科加饶有风味的节日——男人节。这是在藏区我第一次听说的节日。科加小至十九岁，大至八、九十岁的男性在这五天中集合于科加寺门口的小广场上，喝酒看藏戏，欢度自己的节日。事先由村中有威望的几位老人着手操办“集资”，规定每家所要提供的米面、酥油、肉类和柴草数量。过去穷人凑不起粮草只得弃权。现在当然都可以了，最多时曾达到一百零五人。在男人节里看藏戏时，男人们享受坐在垫子上的权利，妇女儿童们只能站着围观；每家轮流委派女人为之把壶倒酒。藏戏演员也都是本村人，八大藏戏中，科加人只演出《洛桑王子》、《赤美滚丹》、《朗萨姑娘》和《卓娃桑姆》。
这个节日充满了人情味。对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尤其为晚年增添了光明与吉祥。老人们说，能参加一次也好，再参加一次更好。男人节成为充满情趣的在世人生的象征——
东南山蓝，西面山青，
家中以我为主的男子壮如雄鹰；
在人群中开怀畅饮歌舞取闹，
犹如骏马在马群中显出威风……
我们就这样走进科加的日常生活，沿途领略。时而困惑，时而惊喜；时而峰回路转，时而鸟语花香。在这儿，我看到了每一社区都存在着的整合、平衡本群体的天然功能和惯性机制。我所看到的科加人差不多个个信然自得——当然，我在全藏所到之处没见过有哪一人讨厌自己的家乡的。那一年我在安多多玛五千米以上的荒凉牧场碰到的小伙子，就是辞去拉萨的工作回去当牧民的。前年在藏东的措高湖，就听说那一带的百姓认为，西藏有三百六十种语言，最好的语言是措高话，说它集一百种语言之优长；音乐家边多也说，拉萨河南岸的山光秃秃的有什么好？当地民歌却把它形容得比八瓣莲花还美丽……科加有首民歌在盛赞了《莲花大师的住处》的金门玉门、金梯玉梯等等之后，如此唱道：
山如八个吉祥物，
水有八种好处，
故乡科加的山水比它们更好。
在允许并尊重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改善和提高其质量——这个看似简单明确的道理，并且现时正在进行着的这一社会现实，却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尝试与探索，不无艰难困顿地获取的。科加乃至普兰一带的富足是有目共睹的。去过阿里的人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一印象。边多他们在县城附近的章介村拍婚礼，全村老少穿起盛装，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人由金银玉石装饰的服饰仅经济价值就值几万十几万元，足够换几台东风车，更不待说文物价值了；诗人摩萨曾在普兰过了一个节，看见盛装歌舞的老太婆神情傲然俨如皇后。而那些朝圣的、经商的、卖艺的、乞讨的尼泊尔边民则衣衫单薄褴褛，形容憔悴畏葸，对比实在明显。褴褛者不时过往于此，差不多每天都有个比较，难怪科加人油然而生优越感。他们说，从前向尼泊尔边民换大米，现在颠倒过来，尼泊尔人要从这边换粮回去。现在科加人吃的是新疆那边运来的大米。
这个村庄临近中尼边界，距此数公里之遥的谢尔瓦村是其前缘。但是通往谢尔瓦的公路于六月间被雨水冲垮了。我们只得弃车而行，一直走到中尼边境六号界桩处，这地方的名字叫济沟。国境线以孔雀河中心为界，同一条河一家一半。过去山坡上是梯田，因为缺水，早已荒废了。河畔低处有五亩地，是谢尔瓦人开的荒；河对岸有十七亩地，是尼泊尔底哇村二户人家的耕地。南希从前生活过几年的那个尼泊尔北部村庄，可沿着这条山道前行，走上四、五天才能到达。此刻，南希正久久望着那一方向，目光被重山叠岭阻断，我注意到她沉思的表情，不为我们所知的往事可能正萦绕于心。
贡嘎老县长也陪同前往。此前，有关这一带的历史地理状况都由他向我介绍。山那边尼泊尔境内边民，讲藏语，信佛教，吃糌粑。印度边境还有九个村庄曾属于藏地，名为“强哇九区”，尼泊尔境内叫做里密的这一片过去都由普兰宗管辖，中间有地名“洛朗”——告别之地：从前有“下方印度、上方西藏”之说，一九六一年划归尼泊尔。
此前的此前，我读过一份有关吐蕃王后裔所建亚泽王朝的历史资料，还看过日本人所拍电视片《天葬之国——穆斯坦》，便无师自通地认定亚泽王朝和穆斯坦地区就在邻近普兰的这片藏人居住区。问过老贡嘎，果然。
自十二世纪——十九世纪初生存了七个世纪之久的亚泽王朝，本为吉德尼玛衮的后代所建。何以灭亡于尼泊尔，藏族学者尊胜曾引证《雪山圣迹志》的分析，主要在于王朝内部争夺王位而分裂为五个小邦，连年内战不休，并把战争费用强加在臣民头上；亚泽的最后两代国王甚至贸然改变群众信仰，提倡信奉邹摩天女、自在天、遍入天等“外道”，导致民族内部人心涣散；外部又受到廓尔喀人的侵略。内忧外患，终致一八○一年被尼泊尔的廓尔喀王率兵侵占亚泽王朝的全部领土。
其时，本有一个机会改变亚泽地区命运的，由于当时的驻藏大臣和琳受个人情绪支配，即，他满意于当时廓尔喀对大清王朝的（表面）恭顺，而不满于亚泽这一边界小邦不听调遣，作出“任凭廓尔喀处理”的决定从而一锤定音，无可挽回地交出了亚泽的地理和人民。
社会历史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事件出自于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一本人类学的经典著作里，R·M·基辛如此谈到多面复杂的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一位人类学家可能说服政府在某地开凿一口井。但该项计划最终可能失败于两个地方领袖的政治敌对，或某人与妻子口角而迁怒于这项计划。
这样说，似乎有些无奈宿命意味了。山川大地无从言说，是是非非总难明断。不像太阳，每天按时起落，不像季候，每年如期往返。也不像科加村的水磨房，一年两度的磨糌粑时节。
清亮的孔雀河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仿佛可闻窸窣之声。孔雀河畔水草地，水草地上一长排石砌水磨房。按村规，每五户人家使用一盘水磨。正当磨糌粑时节，每一间水磨房都隆隆声响。准备秋收的人要磨好足够吃到秋收打场的糌粑；待到秋收后再磨上一次，可以吃到来年夏季。
多美的一派田园风光！信步走向一间水磨房，老眼昏花的七十岁的加羊老人安详地席地而坐，往磨眼里续青稞。老人从小出家，终身未婚，现住妹妹家。妹妹全家十二口人，有的在拉萨当干部，有的在狮泉河镇上学。加羊老人曾走过西藏的许多地方，见识也广，就认定了一个科加，就选择了科加作为归宿地。他说科加是阿里最好的地方；科加的糌粑也是西藏最好的糌粑。山南的糌粑黑，日喀则、拉萨的糌粑粗，唯有普兰、科加的糌粑又白又细又香，藏北牧民不惜千里之遥赶来此地以盐巴、畜产品换回科加的糌粑。
我们吃到了科加的糌粑，果然香极。我们后来还带它上路，吃着它转了神山，一直吃它结束掉阿里之旅。长期生活在藏，缺氧低气压的缘故，加之胆有问题，我一向食欲不振，胃口很小，在科加期间，受了自然风光陶冶和开朗情绪的感染，杨成的烹调技术尤佳——杨成这小伙子车开得好，歌唱得好，饭也做得好——胃口豁然大开，时常作饕餮状。直至有一回韩兴刚停了筷子，注视良久，惊讶地说，您看马老师……方才明白自己的失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直到狮泉河，到拉萨，到苏黎世，再到北京，很难为情地暴食了三个月，直到返拉萨前的某一天猛然打住，恢复了常规饭量，三个月中体重增加六公斤，这是十年间前所未有的现象——自那时起到今日，又是三个月过去，方才恢复到保持了十数年之久的五十六公斤的标准体重。朋友们说，马丽华就是下乡的命。这只是一个小小插曲，心情好的明证。
大家心情都还不错。科加七日忙碌、充实，各人大有所获。在西藏乡间的格勒如鱼得水，在他所归属的本民族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是个学者，但首先是牧民之子。他自身为高原所塑造，他的身世也承袭了那片康巴土地的风格。他已记不得父亲的模样，那位血气方刚、英勇无畏的康巴汉子，四十年前在康地司空见惯的血亲复仇、部落械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被乡亲们看作可钦敬的英雄。童年格勒与小伙伴们一道捡牛粪，远远望见一头黄白花母牛翘起尾巴，便欢呼一声：“花母牛——我的！”抢步向前，双手捧起热腾腾的新鲜牛粪，俨如胜利者。少年格勒，去甘孜县城上学，汉话说得之糟是全班之最。四十多个男生住在一大间宿舍里。睡在窗下的格勒起夜，就站在窗台上方便。于是窗外就结了冰。查夜的汉族老师摔了大跤，喝问：“谁尿的！”格勒只好承认：“我。”卅么时候尿的！“本想回答昨天，但脱口而出的是：”明天。“惹得在场老师和同学们哈哈大笑。
这是格勒轶事中作为保留节目的笑话，每回说起都能引发轰动效应。自那时起二十年间，格勒已用汉文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洋洋三十万言，当然还有藏文和英文。
从高原本土生长起来的人类学家，就这样走在西藏乡间坡坡坎坎的小路上，从一个家院走进另一家院。那些不肯向我们这些外来人透露当地一妻多夫、一夫多妻情况的人们，倒十分乐意向他提供有关别称为“打狗”＇注＇的一种男女之爱的风俗，这一方式的由来及某些情节。再由他转述给我们。这是他独享的优待。
充荡着“酒神精神”的康巴土地塑造了他的品格：高傲，善良，激情和固执。他独来独往于科加，此际他与南希由时常的争执发展到不愉快，索性怄气不理人家啦。工作狂南希，只得依靠扎呷和次丹多吉协助。但是也有问题：那位次丹多吉由于缺乏耐心很不适合当翻译，更何况他所翻译的经过他的改编再创作已加进自己的观点。聪明的南希很快识破了这一点，怨声载道。她更喜欢由恭顺能干的“干儿子”扎呷陪同。遗憾的是康巴小伙子扎呷理解西部藏区的藏语格外吃力，也不免叫苦连天。就这样，大家还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只知工作和工作。而且由于水土不服，大家普遍感到不适，肚子胀。这是一种令人难为情的毛病。一天傍晚，南希觉得不舒服，强迫扎呷、老孙和我陪同她去山坡散步。行至田野上，发现豌豆将熟未熟正处于最佳可食状态，除南希外的三个人大喜过望，遂弯腰采摘。南希说，豌豆虽然好吃，但不能偷呀！扎呷赖皮地还她一句，你承认好吃就行啊！南希夸张地大喊“古玛（小偷）”，我们嬉皮笑脸地塞满了每个衣袋，方才班师回朝。第二天，拿新鲜豌豆烧罐头，南希和大家吃得好香——请科加人原谅我们这群流浪者，我们只偷袭过这么一次。
对科加，韩兴刚本是熟门熟路，一进村就荣幸地接受了一项工作：按原件复制一幅忿怒莲花金刚的唐嘎——委托人制作唐嘎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对于工匠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韩在绘制过程中还要言传手教带个徒弟：老县长上中学的儿子。作坊就设在科加寺门相对的小楼，老县长贡嘎的家中。这是一件极工笔精致的活儿，早起晚归，直到临行前那一刻，小韩才画完最后一笔。
记者小杨搜集民歌。小杨很难合上群儿：不习惯于热情的小伙子们的玩笑，也难以与中年人交流。她就成了孩子王，身后总跟着一群十多岁的女孩子。她教她们唱歌跳舞。这是学习了长辈们的榜样；一位女工作队员去某地开辟工作，教当地孩子们一首歌，那些孩子们因此终生记住了她。小杨也想让科加的孩子们记住她，于是科加村便响彻了孩子们欢快的童声合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通海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