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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害相权取其轻，神猴便去请示菩萨圣者，获准成为夫妇。随后便有六道有情死后前来投胎，先生了六猴。后于短短三年内，六猴繁衍为五百。其时林中果实告磐，饥饿难当。父猴又求助于菩萨，得不种自生之五谷。小猴们以谷为食后，毛短尾缩，会了语言，成为人。
藏人中分别秉承了父母之性情，凡善良、悲悯、勤奋、和蔼者，出自父之特性；凡贪婪、妒忌、仇恨、多变者，出自母之特性。如此等等。
这故事累见于史书壁画。但是当人们稍稍动脑子思想一下，就发现不太对。附着了浓重佛教色彩的这一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客观上形成了佛教起源在先，藏人起源在后了。但这一传说的依据是怎样的呢？所以强巴次仁在泽当镇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个顽强地保留了猴子变人传说原始形态记忆的老人。
蛮荒时代，东部山林中的猴群（类人猿）之间发生了战争。有雌雄两只猴子分别逃至这座贡布日山上。开始时它俩都唯恐对方是敌人，互不往来。但母猴居住的山洞口有一株野葡萄，累累果实吸引了公猴。在公猴偷摘葡萄的过程中，彼此才发现了对方原来是异性同类，不觉大喜过望。公猴向母猴求爱，母猴回答说，我已等待了很久！于是它俩住到了一个山洞里。在后来的日子里，野葡萄树遭到火焚，但原先遗落的种子却长出了新的葡萄树。它们受到了启发，又埋下许多谷物的种子。在漫长的光阴中，由于它们及它们的子孙时常蹲在地上劳动，尾巴被磨光了，于是就变成了人。
老人说，藏族就是这样起源的。
讲过这个故事后不久，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古老的山南一定充满过古老的故事，但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点一点地流失了，有些是在近现代失传的。我们许多人都听说过几十年前山南某处还存在着生殖崇拜的舞蹈，但走遍山南各县也没打听出来，也许人家知道了也不说吧。
然而知道了不说的还是少数，对于某些原始风习乡下人反而津津乐道。强巴次仁告诉过我们一个故事，是在谈到上述那个猴子变人原型传说时接着又讲了的。
当时他询问，我们藏族为何不吃驴肉呢。那老人就说了一个故事。这一故事是我在藏区所听说的唯一的一个，再没有另一个与此同类。至今我对此仍大惑不解，觉得怎么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如有这等事情发生，又何以值得作为神和神迹来崇拜并流传至今；尤其是把这一传说作为不吃驴肉这项禁忌的依据也很可疑。
在贡嘎和扎囊两县交界处，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村庄旁边，现有一处神殿，是供奉嘎萨拉姆女神的。嘎萨拉姆曾是这个村庄的民妇，出于怎样的一个念头，她在这个地方与一头驴子交合。在过程中，驴子突然受惊疾奔，把她拖死了。当地人为她修了一座塔，把她作为神供起来。强巴次仁作出结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性力崇拜。
那一次从泽当返回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这座塔，并向沿公路边的村人一一询问，那些人知情不告，表情诡秘，还高声大笑。终于在一群打场的人那里听说了，他们说，你们走过了。
我们很扫兴，没有返回去再找。接着我们到达贡嘎县，才在我回避的情况下，由贡嘎县纪检委书记丹达详细讲述了。嘉措在转述的时候，躲躲闪闪，欲言又止，所以整个来龙去脉终是模糊。
第二年开春我们去那一带拍老百姓过藏历年。沿着公路这次找到了嘎萨拉姆的供奉地点。不是一座白塔，只是一些石片垒砌的一人高的藏语称为丹康的微型神殿——祭坛。那是藏历年初三的下午，刮着江边春季里常有的那种夹着尘沙的干风。我们登上土崖，看这处神殿简陋，也无特别之处。由于刚刚在此举行过仪式，新换的五色幡崭新，桑堆正冒着烟。地面用白灰涂画了格子，不知派过什么用场。
此时嘎萨村的男男女女们正身着盛装，站在公路边上，拦截每一过往车辆，向所有陌生人殷勤地劝酒。他们自己也都喝得歪歪倒倒。我们非常乐意被拦下，喝过了人家的酒，又问谁是村干部，我们能否到贵村坐一下。村人们喜出望外，急忙引我们来到村支书家。村支书叫次仁，也喝得差不多了，就醉眼朦胧地跟我们讲，今天全村四十八户全都到嘎萨拉姆祭坛那儿去了，只有今天大家——男男女女才能都去，藏历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各家父亲可以去，五岁以上的女人是不能去的，嘎萨拉姆不欢迎呵。要是去了，马上就得红眼病——那是嘎萨拉姆在吃醋。
嘎萨村和相邻的三个自然村没有其它保护神，域拉，赞，杰拉，杰布，等等，都没有，只有嘎萨拉姆一个。我们这地方也不过望果一类节日，藏历十二月十七日就算是地方上过节了。过去庄园统治时派差去，现在三个自然村每年轮流去。
头一天用酥油糌粑做成嘎萨拉姆的像，第二天由四个男人把她抬到祭坛上。男人们带了肉和刀子，排着队坐在白灰画的方框里，有人负责检查肉带来没有，刀带来没有。坐在那里，至少一小时。
仪式完毕，她的塑像上身交给防雹喇嘛，夏季里防雹时具有法力。下半身分为三份分给三个自然村作为圣物分而食之。男人们回来时，妇女们要在村口迎接。
村支书建议我们去沟里看一看供着嘎萨拉姆像的小寺，还说，也只有大年初三的今天才有可能让你这位女同志看呵。
沿着嘎萨拉姆祭坛往里进，到了一座小山下的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很特别：那玛村——母系村。小山的名字是苏康圣山——边上有房子。
全村的人都喝醉了，到处喷发着青稞酒的气味。有人跌跌撞撞引我上小山，为我们打开了一处小经堂，那就是嘎萨拉姆，一尊新塑的抹画得粗陋的彩色泥塑，一个随处可见的护法女神形象。又指点说，旁边那位是她的丈夫，贡布大神。
——西藏乡间到处可见本土宗教与佛教同化的痕迹，嘎萨拉姆一定有一部有趣的演变史。
我们就问这位女神显形吗？有何神迹出现？
如果女神发怒时，村里就多处起火，这里刚扑灭，那里又起了，但都是些可以踩灭的小火。因为女神肚里是自然形成的火。着火时可以闻到糌粑酥油烧灼的味道。另外，许多喝醉了酒的人在夜间都遇见过一位戴巴珠（头饰）的女人背着筐子走过。也有人夜间梦见一美女，凡有此经历的，第二天就腰背疼。
关于嘎萨拉姆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了多少问题，由此可以揭示一些怎样的文化内涵，等待着感兴趣的藏学家去研究吧。
在山甫的大多数时间，是由强巴次仁陪同并作以介绍的，我们从他那儿获知了不少的情况和线索。强巴次仁三十几岁年纪，出生在琼结县藏王墓相向的县城。他的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安徽人。所以强巴次仁有个汉名叫程皖西。他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分配到山南地区文管会，刚报了到，第二天就下乡到扎囊县搞文物普查。现在他可已经是山南地区的文物专家了。
山南地区文物界的权威是地区文管会主任土登朗嘎。他早在一九八○年就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成了山南地区文物的保护神。在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年的九年间，西藏全区进行文物普查，山南就一直配合了九年，是西藏文物普查的一个别动队。
山南地区以前共有寺院二百一十座，宗教文物也极其丰富。在十年内乱中，有一部分寺院被拆除了，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还有包括贡嘎多吉扎寺在内的三座名寺被拆除，真是荒诞。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寺院因做了公社粮仓而幸免于难。于是“寺庙保护了粮食，粮食挽救了寺庙”被传为美谈。但是文物流失情况比较严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帕主王朝（明朝时）的珍珠唐嘎观音像，也是在文革后期被拆了的，当时还请示过某位领导批准，珍珠卖给了外贸部门，织物被某人拿去做了枕套——后在土登朗嘎的主持下重新修复；在隆子县一个展室，一尊释迦牟尼的合金像被倒转来，当了讲解员的坐凳。土登朗嘎拿来请人作了鉴定，有九百年历史，印度风格。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九八七年，日当寺准备拆掉翻盖，土登朗嘎听说了急忙阻止，说明是吐蕃建筑，它本身的价值如何；在隆子他曾发现了用羊皮封装的古旧的贝叶经，就收藏起来，后由专家鉴定，居然是一部不丹历史。位于雅江北岸的吉如拉康，要是再晚上三天，就将永远消失了。当时乃东县召开的基层干部会上确定了一个项目，决定推倒吉如拉康修建结巴乡招待所。土登朗嘎听说了，当即向地区作了汇报，行署指示立即前往考察，才发现了这处金城公主时代的历史遗迹。现在这里已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据国内著名藏学家们研究，吉如拉康的吐蕃写经超过了敦煌写经，甚至还有本教经典。
在历时十多年的文物普查中，土登朗嘎、强巴次仁他们已经全部完成了对于山南十二个县的调查，各县文物志正在陆续出版。我曾在一部报告文学中记录了他们的一小段不成功的经验——……这项文化工程的特别参与者山南地区文管会就多多地吃了苦头。那一年他们连同向导七人去桑日县最偏僻的达果村，骑了两天马，又步行了一天，在俯视雅鲁藏布江激流的悬崖上抠着石缝挪动脚步，稍一不慎，定然葬身鱼腹——这个村庄位于雅江一大漩涡处，上游水葬者完整的白色骨殖就堆积岸边——据说此前曾有一位县领导，缺乏走绝壁的经验，在石壁上因错迈一步，竟就定格于石壁，直坚持到被一勇敢的牧女发现，将他挟在腋下护送到平安地带。去达果村六天，所带食物很少，沿途只好限量分食方便面。忽一日，全部食品失踪，经查，方发现作案者为旱獭，它从地下打了洞，完成了搬运。七个人只带了一顶帐篷，夜晚仅够大家将上身纳入帐内。夜雨雪，被子尽湿，晨起将水拧得哗哗流，一路搭在马背上晾晒……吃苦也便罢了，谁也不指望在西藏下乡去享福，但总不至于像达果此行一样举步维艰往返跋涉六天，而连一件文物的影子也没见着呵——在达果，这伙不走运的山南人真正是一无所获。
……
一部青藏高原的发生发展史，经过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多学科的青藏高原科考队多年的踏勘考察，已经建立了它的自然史序列。我在山南地区走来走去，深陷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之中时，不免引发了对建立西藏文化史序列这项使命的强烈向往。并非由我来建立，这项工作已有一个群体在努力地去做。不仅是像山南文管会这群人十年如一日地所做所为，最集中的是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为时九年的在全藏范围内进行的文物普查。这项工作吸引了国内许多有关专家，出了相当一批成果。就在历尽艰辛地拍摄《西藏文化系列》的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作着采访，一点一点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高原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限不明，文化史之树年轮模糊，隐入先史的迷雾之中。而迄今世界各地的考古序列是清晰的，环环相扣的，至少是可以修正的，甚至可以打碎重建的。唯有西藏，你必得将失落的链环自尘封中自冻土层里一一寻找回来一环一环地拼接。于是，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考古荒原上，他们从先史读起，旧石器、细石器，一页页掀过新石器时代、大石遗址、原始岩画、古代墓葬，直到佛教艺术及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遗存，开创了一个发现的时代。
九年过去，面对大量的考古新证，负责这项工作的藏族考古工作者索朗旺堆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早成的定论。他说，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只有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两处，但二者显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山南新发现的昌果沟遗址，使原本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人类活动现象的文化和作为社会发展尺度的文明，它们分别起源于何时何地？索朗旺堆犹疑地说，至少在目前，他倾向于认为，西藏的文明源于藏南，而远早于文明出现的西藏文化，是否应该起源于后藏及其以西？
就这样，有关西藏文化已有的定论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新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大量考古新证亟待说明一些问题但又似不具备解惑的能力。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要比已解决的问题多，因为每一问题的提出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免又出现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新问题，从而使已解决的问题变得可疑。
就这样，我只有等待。等待有人去架构，去描述——一部物质文化史，一部精神文明史，一部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