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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说：“以后再没有机会说了。”
远处包厢里传来隐约的笑声，有人在唱卡拉OK，林忆莲与李宗盛，这两个人，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一起。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她和苏维都像傻子一样站在那里，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荒腔走板的声音，头顶的粉色光晕从石膏板里透出来，走廊上挂着一幅画，世外桃源一样的风景，青山碧水，白帆如翼。晴川明知道自己没有喝醉，可是也许空气不流通，人有些眩晕，画外玻璃镜框一点粉红的光，晴川想起自己枕畔的Hello kitty，大大的蝴蝶结，就是这样浅淡的粉色，像是雨洗过樱花狼籍的颜色。她有件毛衫也是这个颜色，太娇嫩，最容易玷了灰尘。包厢的门“咚”一声被拉开，有人大声叫：“苏维！苏维！”
苏维没有答应，她慢慢的回过神来，一颗心像泡在热水里，扑通扑通的跳着，越来越清晰，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就像考试时竟然打盹睡着了，交卷铃已经响了，而她的考卷上竟是一片空白。晴川做过两次这样的噩梦，每次醒来心总是扑扑乱跳，可这次不是在做梦。苏维有点仓促的笑，说：“晚上我送你回去。”
结果晚上其实是她送他回去，他差不多已经醉了，她安静的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苏维那样爱说话的一个人，她平时也是话篓子，可是一下子两个人都像是哑子。虽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但她住在后面，离他家很远，他们一直走过去，夜里的风很冷，路灯是温暖的橙红，她远远看到自己家客厅的灯光，嘴
里说：“我送你回去吧。”
他们两个又转身往回走，路两侧都是高大的桂花树，秋天时整个大院都会沉浸在蜜一样的香气里，她十来岁时经常和苏维一块爬树摇下桂花来，苏维常常叫她丫头。他们总是吵架，但总是又合好如初。她心里忽然害怕起来，苏维握住她的手，问：“冷不冷？”
她很冷，可是还是摇了头。
她和苏维的关系到大一时才公开，双方家长微有诧异，但还是默许了。晴川对高中生活的最后鲜明记忆是填志愿，任意意对她说，她和郭海林都填了上海的高校。
八月里录取通知书一份份的下来，郭海林如愿以偿录取上海一所名校，而任意意高考失利，调剂在本地的一所高校。）
不管好不好，是否要各奔前程，终究是有了结果，班上的同学一次次的聚会，玩得要疯了一样，那个夏天，真的是绝望一样的快乐。四十度的高温，他们跑到江边去晒成泥鳅，躲进一家小店吃刨冰。人人都是大汗淋漓，晴川和任意意坐在靠窗的桌子，外面的世界像是煮得要沸起来的一只火锅，满街红色的的士缓缓驶过，看
着更像火锅里的辣椒，只是触目的热。小店里的冷气开得很小，晴川不停的流汗，拿面纸擦了又擦，任意意却总是清清爽爽的。晴川喃喃的念：“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任意意笑着说：“以后听不到你掉书袋，一定还会想念呢。”
晴川说：“就在一个城市，想见容易的很啊。”刨冰上放着樱桃，渐渐的将红色融进冰里，渗下去，红色渐渐的淡了，但深入肌理，再也无法抹去。晴川拿勺子分开其它的冰屑，任意意说：“你和苏维多幸运，两个人都在这里。”
晴川听说本市到上海的距离是1080公里，任意意即将与郭海林面临的距离，这也是，她即将与郭海林相距的距离。
晴川和任意意虽然只隔着半个城区，仍旧常常通信，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她们两个人都是肯写字的人，快乐的事定然要让对方分享，伤感也要抱怨给对方听。大一结束时晴川将这年的信札整理出来，她的卧室里有一个史努比信插，她就在史努比的脚趾上贴了二十一枚彩贴小星星，因为任意意一共在信里提到郭海林二十一次，她的信里总有这样的话：“海林写信来说……”
晴川十二三岁时读傅东华译的《飘》，很老的版本，翻译过来还是中国旧式的行文语气，每次看到郝斯佳看希礼的信，总是在心里想，无可救药，这个女人。但是现在才渐渐明白那种绝望，真的是饮鸠止渴的无可救药。
慢慢的和任意意的通信自然疏朗了些，但是一个月总还有一两封。任意意在信里抱怨，高年级有一位学长对她穷追不舍，家里环境优渥，所以送给她一部摩托罗拉精英王，她当然回绝了。
彼时正是中文CALL机的颠峰时代，摩托罗拉精英王市价一千九百多块，晴川一时没在意，虽然那时高校学生带CALL机还是凤毛麟角，但她念大学后父母就给她买了CALL机，后来苏维又送给她一部诺基亚6110手机。当时手机里最小巧的款式，放在阳光下会变色，她也只觉得这份礼物很可爱而己。
任意意在信里将那位穷追不舍的学长，戏称为“精英王”。
晴川一直未察觉，直到有天任意意突然给她打电话，语气十分平静的告诉她：“晴川，我和郭海林分手了。”
很晴朗的秋天，窗外的一切突然静下来。她们这幢宿舍楼和这所学校最大的操场只是一路之隔，操场上那样多的人，跑步的、打球的、踢球的……窗外法国梧桐树的叶子摇也不摇，青色的叶子里泛出脆黄，晴川连话也不晓得该怎么答，任意意断续的说着一些话，大意是距离太远，感情难以为继。
晴川最后才问：“精英王？”！
任意意沉静了许久，才答：“是的。”
太远，隔着几乎半个中国，一千公里。过去郭海林曾经寻找着每一个机会来看任意意，坐通宵的硬座。“五一”或者“十一”，只要休息超过三天的时候，他都会来。他家里条件不好，他上大学后一直勤工俭学，做家教，为了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能来看她。
晴川最后还是去了一趟上海，瞒着家里人。虽然明明还有卧铺票，她却坐了通宵的硬座，坐得她全身的骨头都发僵，但更僵的是脑筋。她不知道要自己去做什么，可是不假思索就去了。
在上海站给另一位高中同学小安打电话，晴川的人缘一直好，小安穿过大半个上海来接她，见面就诧异：“啊呀晴川，你怎么啦？”
到了小安的宿舍，晴川才照镜子，只是一夜，猛然就憔悴下去，整个人像一棵腌过的雪里红。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她向来打通宵的牌照样精神抖擞，即使第一堂课是《C语言》也不会打瞌睡。
晴川最后还是没有去找郭海林，第二天和小安一起逛淮海路。下雨，上海秋天的雨，两侧的法国梧桐，大片大片的掉着叶子，人行道上积着一小洼一小洼的水，公车慢吞吞的驶过，她们从宋庆龄故居一直走到台北广场，晴川并不觉得累，只想一生一世就要这样走下去才好。两侧都是商铺，并不鲜亮的橱窗，晴川明明是知道在上海，和他同一座城市。
皮鞋进了水，袜子湿了又冷又潮的贴在脚底，小安笑着说：“真是奢侈，这样好的牌子。”真是奢侈，可以离他这样近，但是，永远不能伸出手去了。
回去的火车上接到苏维的电话，问：“你在哪里？”
她没有回答，说：“苏维，我们分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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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跳槽之后不久就当了领班，每个月工资加上小费也有两千多块钱，但客人不好应付，尤其是喝醉后的客人。刚来“花雨城”时，她那个包厢里的客人喝醉了，埋单时猝不防及，一双手伸过来摸在她胸部，制服是改良的短旗袍，长仅及膝，她来不及反应，又有一只潮乎乎的手在拧她大腿上。只隔着一层丝袜，那种猥琐的感觉令人作呕，她本能尖叫了一声，幸亏水电工小张正巧路过，给她解了围，但最后经理还是将她和小张两个人叫去狠狠训了一顿。
经理还不到三十岁，浓妆艳抹也掩不住一种憔悴的苍白，据说她曾是小有名气的花帜，但她们这行吃青春饭，她早早抽身出来算是从良，可是再也离不开这个风尘圈子。经理唇上是CD唇彩，极艳的桑子红，灯光一照近乎紫青色，冷冷的扔出一句话来：“被客人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既然吃这碗饭，就得让客人满意。”
她低着头，小张说：“经理，长安一个女孩子被人这样欺负，换作是你妹妹遇上这事，你会说得让客人满意吗？”
经理气得指着他大骂：“我还没教训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你一个水电工跑到前面包厢里得罪了客人，我还没跟你算帐呢！”
最后还是长安求了半天的情，才没有将小张炒鱿鱼。
长安学着周旋，笑嘻嘻的挡着客人的明枪暗箭，没过几个月，她就升了领班。有同事酸溜溜的说：“靓女啊。”
她出落得越来越美，常常有客人目光盯着她滴溜溜的转，这美丽现在成了负担，她是怀璧其罪。这句文绉绉的话是位常老板说的，据说常老板当年也是有学问的人，八十年代中期从高校出来下海，如今身家不菲——虽说到“花雨城”来的老板们都身家不菲，但常老板气质特别，在一帮酒色财气的客人中，一眼就能让人留意到他的文质彬彬。
打烊后人就像散了架，什么话也懒得讲，整晚上的敷衍客人，口干舌燥，笑得脸都僵了，长安想，这样子下去肯定容易老，会生皱纹，每天晚上总是要摆出副笑脸。她明年才二十岁，老……已经这样恐惧。C其实生得越美，总是越怕老，因为美丽越是价值连城，贬值得就越快。
她换好衣服后，小张照例在后门口等她。小张每天送她下班，因为知道她胆子小，不敢一个人走路。
轮休时小张请她去玩，他与旁人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室友早就扯故回避了，屋子特意的收拾过，为着她来，还买了一把姜花插在一只花瓶里。这个城市里这种花最寻常，许多主妇常常从菜市带回一把去。长安一眼认出那只花瓶其实是酒瓶，小张很高兴，挽起袖子去炒菜，小小一只煤气灶，他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才弄出四个菜来。
屋子中间搬着一张小方桌，因为不稳，她帮他找报纸叠着垫上，小张拿筷子撬开啤酒，斟得太快泡沫都溢了出来。她笑着说：“够了够了。”
菜都炒得很咸，但她吃得很饱。起身添饭时小张抢着去帮她，他的手触到她的手，脸上微微一红，整个人像是僵了。他离她这样近，她闻得到他身上微酸的汗味，天气这样热，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呼呼的吹过去，呼呼的又吹过来，摇头晃脑，像个煞有其事的老人。
她身子微微向后一倾，他就本能一样吻上来，滚烫的嘴唇，她耳里只听到那台电扇呼呼的风声。呼呼呼，呼呼呼，就像人急促的呼吸声。
小张是安徽人，过年时她跟他回了一趟老家，是最寻常的那种农村人家，青砖大瓦房建在半山，屋后种着树与竹子，四面都是田，一个村里全是同姓，人人都是亲戚，女眷们笑嘻嘻的来串门子，其实都是来看她。她明知道，大大方方的让人看，反正她又不丑。过年时没有事，家家户户打麻将，她被人拉去学着打，输了几十块钱，可是还是有一种单调的快乐。
小张在回来的火车上对她说：“家里人都说我好福气。”
因为她美嘛，她被人夸惯了，车窗外闪过沃野千里，平畴漠漠，但哪有心思看，春运时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四周都是汗臭脚臭……她无声的皱起眉来。
小张跳了槽，去一家酒店做事，那里薪水高些，他们打算攒钱结婚。
曾经在电子厂一起同事过的老乡来看她，闲闲提到说迟华强去年已经结婚了，前两天刚生了个儿子，长安哦了一声，却怎么也记不起迟华强的面孔，唯一清晰的记得车间前的花坛，伶伶单薄的红花，没有香气的花朵。桌上一束姜花，幽幽一点暗香，一种家常的馨软。
那位常老板来得更频繁，长安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和其它老板不同，既不动手动脚，也不借故跟她搭讪，似乎只要看她一眼就足够，长安也不好说什么。
这天上午她正睡着觉，房东砰砰的敲着门喊：“徐长安电话！”她突然的惊醒，背心里猛得一身的冷汗沁出来，抓起衣服笼上就去楼下接电话。电话是家乡的邻居打来，养父前几天被条野狗咬了一口，没有当回事，谁知道现在发作了，镇上卫生所说是狂犬病，没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挂上电话就给小张打电话，但他们同事不肯帮忙叫一声，因为工作时间不允许接私人电话。她着了忙，抓了钱包就跑到火车站去，最早的火车票是晚上九点，她也顾不得了，先买了两张，然后又坐车去小张工作的那间酒店。
大太阳底下，连空气都是毒辣辣的，她从公汽站一口气跑过来这样远，再也跑不动了，一双皮凉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样，走一步都是粘粘的，口鼻里都像是在往外冒着火，热，除了热还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