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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被他那滞后性幽默惹得笑起来，也就是说，有森一郎在，一个笑话可以笑三次。
虽然是日本人，森一郎在本质上却很朴素。比如说，他抽烟的时候酷得像个牛仔，我们都叫他“牛仔酷”。他对这个称号颇有微辞，不时地教导我们：“你们不能光注意别人外表，你们要感受那种发自内在的酷。”我们听了他的教诲，十分惭愧，于是改称他为“内酷”。他还是不满意这个称谓，骂我们是“只关心穿着打扮的庸俗人群”。
谁说吹牛不是素质教育？
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人已经来齐，就去校园里逛逛吧。蒋进来得早，昨天有师姐陪他逛过，他就勇敢地充当了向导。
“这里是思源湖。很漂亮是吧？不过师姐说，独自一人少来这种地方，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那边是物理楼——闵行校区最高的建筑物。师姐说，没事不要去爬那个楼顶，尤其是晚上，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前面是包玉刚图书馆，师姐说，里面很有趣。”
“为什么？”＇ 。。＇
“师姐没说。”
敢情这师姐是家教做多了，专给小同学留问题的。也说不准她是要学大师，尽讲些有头无尾的话，让后人自己去摸爬滚打，继而在几年后带着无比崇敬的口吻说：“大师有言在先啊。”
从校门口走到宿舍的路有两条：大路和小路。大路会经过教学楼、食堂和女生宿舍；小路则绿茵葱葱，似乎静得有鬼无人。我已经打算好了，哪天头发洗得干净，心情愉悦，就走大路；哪天想浪漫一把，就走小路。这是我进大学来第一个长远的打算。
夜里，我们在宿舍的地板上铺一些报纸，坐在上面吹牛。
曾小明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东北音；唐文的普通话是发音不清，偶尔会东拉西扯；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时常感觉表达不到位，只能辅以手势；小马的倒是挺标准，但他很少说，只是抿住嘴听我们讲，然后呵呵地傻笑。
大伙儿对我的云南背景似乎很感兴趣，总是不停地提问题，尤其那个唐文，简直就是标准的《十万个为什么》。
“你们家是不是住竹楼？”
“我们住草房，山区的人才住竹楼。”我尽量满足他的求知欲。
“你们家养孔雀吗？”
“养，当然养。我们不养鸡，蛋也吃孔雀的。还有大象，出门不打的，骑大象。有一天我骑着大象去看电影，把它拴在电影院门口。谁知道影片太长，那家伙等我等得打起瞌睡来，一下站不稳，把人家的墙靠塌了，害我赔了二百五，回家后就饿了它三天。”
“真的？”
“你去了就知道。”
“你们那儿海洛因很多，是吧？”
“是啊，在米店里卖的。”
“你们那儿的治安好吗？”
“当然好了，我们也是法制社会呀，杀人要写检讨的哦。”
“哎，真是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去云南看看。”唐文嘴上这样说，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想：云南这小子想必没有开化，往后的日子里可要防着点儿。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当然咯。你们听过云南十八怪吗？”我问三人。
他们摇摇头，等着我往下讲。
“俗话说云南十八怪，见了你别怪。这第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为什么？”
“因为云南都是山，铁路都修在半山腰上，自然跑得慢了。”
“还有呢？”
“第二怪，三个蚂蚱一盘菜。”我的话一出口，看见曾小明显出难以接受的表情。“第三怪，草帽当锅盖；第四怪……”念完十八怪，我也奇怪了，自己原来出生于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地方，要不是出来看看，还以为全世界都一个模样呢。
“鞍山怎么样呢？”唐文又转过去问曾小明。
“我们家就是个巨型的工厂。以前还是很繁荣的，这几年下岗的工人比较多。”
说到下岗，几个孩子沉默了。
“现在工人日子不好过啊，当官的照样大鱼大肉。”一直不说话的小马忽然讲出一句。
说到贪官，唐文又想起什么，问我：“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不是你们那里的吗？”
“是啊，他家和我家只隔了个广场。”我终于对唐文讲了句真话。
“鞍山的冬天很冷是吧？”唐文接着问。
“还可以，就是出门麻烦一点。”曾回答。
“路不好走吗？大雪堆到膝盖，刺骨的寒风割在脸上，一不小心，还会被冻起来的冰面滑倒。是啊，这路的确不好走。”唐文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分析，看来他对东北的理解明显胜于云南。
曾小明乐呵呵地看着唐文，说：“你的，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更麻烦的是人的自身问题。”
“衣服穿得太多，行动不方便？”唐文接着分析。
“不，出门要多带一件东西——小木棍，以防上厕所的时候有液体冻成冰柱，要一边释放一边敲。”
“哦，我明白了，你们必须不停地敲击自己的腰杆，天太冷，人的新陈代谢总是很慢。”
“我敲你的头！”曾小明被唐文的创造性思维吓坏了，打算天冷的时候带唐文到东北跑个厕所，他会什么都明白的。
“扬州，来一段吧。”唐文把话题转到小马身上。
小马看起来早有心理准备，不过他只是抿住嘴笑，不言语。
唐文急了：“你倒是说啊。”
“不，今天我不说，等带你们去扬州玩的时候再慢慢地介绍。”一听就是深谋远虑的孩子。
“白天蒋进说物理楼顶有学问，让我们没事不要去攀爬。我最喜欢找刺激了，要不哪天半夜溜上去看看。”唐文向大家提议。
“我估计那里八成是闹鬼。”曾小明说。
“况且，夜里物理楼肯定关门的。”我说。＇ 。。＇
“那没关系，爬进去。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嘛，蔑视权威，挑战未知。靠，听着都爽！”唐文说话的时候大手四处乱挥，我们不得不紧张地避让着。
“我觉着，梁上君子的事情，能少做就少做，最好别做。记得初二的时候，我跟一位同学回家玩。谁知走到了家门口，那人却说，他没带钥匙，必须爬进去。我说，你爬吧。那小子又借口脚痛，让我代为之，并且向我许诺，爬进去以后可以先打开冰箱拿一根冰棍吃着，然后再来开门。那时的我虽然身手敏捷，但思维比较简单，没考虑什么就爬了。进去才发现，一位和蔼的中年妇女坐在客厅里打毛衣，看电视。她见我一边拍着裤子上的灰，一边往客厅的冰箱方向走，就主动向我招呼，问我从哪里来。我说自己是本地人，从楼底下来。那秒钟，她若不是嫌我太小，经不住折腾，估计早拿钢针把我钉在了墙上。最后，她让我下楼把她儿子叫上来，当着我的面暴打了一顿，草草地了结了此事，我也才侥幸捡了条性命。”我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并且至今怀疑那小子的脚痛是个假事。
“哈哈哈哈，若是到了物理楼顶，有活人打毛衣也就罢了，千万别是一个女鬼在打毛衣。”
唐文仍然想去一趟。
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地聊着，熄灯的时候，爬上床去接着聊。初出家门的孩子们，对一切都那么好奇。大家讲了许多，才知道各地的风土人情真是相差甚远——就像那天夜里，我与室友，与同学，在宿舍，在食堂，在教室，在路上，不停地说，笑尽人间可笑，叹尽世间沧桑。正是这许许多多的言语，构成我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它的影响，丝毫不弱于书本。
几天后，我们召开了第一个班会。我欣喜地发现，班上的女生还是那么多，那么漂亮。离开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对酒当歌，感叹从此不再享受男女一比二的待遇。而且有位过来人警告我说，交大这种理工科学校，僧比粥多，狼比羊多，你要做好出家的准备。今天到现场一观摩，才发现那哥们儿纯粹在瞎掰——班上九个男生，二十个女生，仍旧是一比二，和高中时没有区别。
看来俺不虚此行！（注：笔者读文科。）
领过新书，算是大学生了。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一段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活，每天要么在宿舍里消磨，要么去校园中闲逛，像个幽灵。对于其他新同学呢，我们彼此间好像暗夜里提着灯笼相遇的两个人，看得见，却不知对方是谁，各人抱着各人的习惯和打算，想去触探对方深处，又怕对方筑起防卫的高墙，让你吃砖头。
大学的传奇在哪里？我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那段求索的日子。
阅兵式结束，短暂的兵役也结束了。我们欢呼着拥向连长，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对着天上就扔。扔出去以后，大家又相互招呼“快闪！快闪”，连长简直吓坏了，以为我们想拿他砸夯，在空中惊恐地叫着：“你们，你们反了不成？护驾要紧！快来护驾！”其实，大家怎么舍得让可爱的连长摔在地上呢——八只手扔上去，早有九只手在下面等着。
第三章：有一个理想
行军水壶
原以为兵役是可以免除的，没快活了几天，却接到这样的通知：周末提前回校，准备军训。 家里有个行军水壶，据说是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父亲作为先进后勤标兵的奖励。斑驳的壶背上，印着鲜红的五角星，下面写有“自卫还击”四个字。我觉得背着它像个八路军，因此小学中的每一次春游总要带上它。那时候人太小，偌大的水壶挎在肩上，背带显得奇长无比，走起路来屁颠屁颠的，像个小八路要去埋地雷。尽管如此，同学还是羡慕我这个宝贝，因为他们只有塑料水瓶子，比起我的行军水壶自然逊色很多。于是，有的同学按捺不住景仰，请求替我背水壶，其实都想借那东西陶醉陶醉，过一过小八路的瘾。这种时候，我会审视对方良久，觉得那人有军人潜质的，就说：“拿去吧，好好爱护。”若对方太那个，我只能委婉地拒绝之，但忘不了鼓励他几句：“下次春游再说吧，每个人都有机会的。”说着拍拍他的肩，那眼神分明在告诉对方：“努力，你就是好同志，尤其是今后不要缺作业。” 一个水壶树立了我的军人情结，中学以后成了军事迷，原本就不多的零花钱全交给了家门口的邮局，换回一本本《兵器知识》、《航空知识》、《舰船知识》。而且，对军事的关注成为我至今坚持的东西，坚持得有些变态。 想到即将来临的军训，潜意识又开始骚动了。
操练
参训前夕，学校分发了军装、水壶、小板凳等物品。我们穿上草绿的军装，有的人看起来倒也人模人样，有的却和土匪压根就没区别。我认为天下最难穿出去的衣服非军装莫属了，尤其在中国。因为过去革命片子放得太多，塑造了不少反动形象，从土匪到国军到汉奸到鬼子，谁要是穿着军装又不够整齐，一不留神就和这些反面形象对上了号。好比我，身材瘦削，走路猥琐，纵有千般爱国热情也免不了一副“国军”像。小马就不同了，虽然瘦，但是长得黝黑，像个小通信兵，我看他对着镜子不停地夸奖自己“蛮好蛮好”，于是也凑到镜子
旁边说：“分点地方给我照照吧。”毕竟这是生平第一次穿军装，我当然羞涩地期待着镜中的自己会有点形象，起码比校警更威武。然而，抬眼的结果令人失望透顶，把我气得大声叫道：“小马。”
“到。”
“你代表党和人民。”
“好。”
“把镜子里那个土匪给我毙了。”
“是。”
“啪，啪……”
“啊，呀……”
穿好军装，乘着月色，我们被拉到操场和教官见面。操场上没有灯光，只见一高一矮两黑影，先是客气地自我介绍，然后就开始骂骂咧咧：“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学生了，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像读书时候那样我行我素；军人以吃苦为人生准则，没什么痛苦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从来只听说过有人闲出了骨质疏松症，却没听过有人累死在训练场。从今天开始，谁要是不好好干，给连队丢脸了，我们会让他更丢脸，听见没有？”这最后一句像用大铁锤砸出来的。教官声音那么大，得到的回应却软弱无力：“好！”“是的！”
“听见了！”“对的嘛！”
这下黑影不乐意了，似乎是矮的那个喊起来：“怎么了，都是些女人吗？声音给我大一点。听见没有？”
“听见了，呀……”
“呀个屁！再大一点。”这厮很难伺候。
“听——见——了。”
“还要大。”
“听——见——了。”我们被他搅得没办法，声音一次比一次响。直到他满意的这最后一次，上帝也被吵醒了（上帝住在欧洲，这时正是西半球的清晨）。
第二天开始正式训练，起床号吹得特别早。我们把魂留在床上，只拖着僵硬的身体去集合，这就是所谓的离魂大法。两个教官早就军装笔挺地站在楼下，提着小喇叭直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