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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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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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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要做独裁党魁 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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