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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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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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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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