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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熟读《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斯（7）、普劳图斯（8）的作品以及恺撒的《评论集》。他嗜书如命，所以任波尔多市议员13年之后，决心引退，以便完全献身于书。读书是他生活的慰藉：
它在我退隐中慰我良多，令我摆脱百无聊赖之苦，随时助我从烦人的应酬中脱身。它能磨钝痛苦的刀锋——只要不是那无法抵御的剧痛。无以解忧，唯有读书。
但是书斋的书架及其所包含的对智力活动的无限敬仰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只要站在房间的中央，仰望天花板留心观察，就可以看见木梁上的57条语录，那是蒙田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从《圣经》和经典著作中摘录出来让人刻上去的，这些语录表现了对有思想的益处的深刻保留：
人生至乐在于绝智。——索福克勒斯
你可曾见自作聪明的人？疯子可能比他略胜一筹。——谚语
最确定不过之事唯有不确定，最可悲而最骄傲者莫过于人。——普林尼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圣经·传道书》
古代哲人相信我们的理性力量足以赋予我们其他生物所得不到的幸福和伟大。理性使我们能控制情欲，纠正本能造成的错觉。理性能缓和我们身体的原始欲望，引导我们与自己的食欲和性欲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理性是成熟的，几乎是神奇的工具，帮我们把握世界、把握自己。
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书斋中有一本）中对智力工作大加赞赏：
没有比做学问更美妙的职业了；做学问就是使我们在今世了解物质的无限，了解自然界、天、地、海洋的无比伟大；做学问教给我们虔诚、克己、心胸宽大，它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中拉出来，让它见识万物——最高的、最低的、最先的、最后的，以及所有在两端中间的；做学问给我们以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它教给我们如何无怨无惑地度过一生。
尽管蒙田家藏千卷书，而且得益于良好的古典教育，这段赞辞却使他愤怒填膺。这段话与刻在梁上的语录的精神截然相反。他一反平时的性格，以这样激烈的言词表达他的愤慨：
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听他吹牛……这家伙是不是在描述全能而不朽的上帝！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村妇在自己村子里过着比他（西塞罗）更宁静、平和、有恒的生活。
这位罗马哲学家傲然无视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学者的遭遇都是极端不幸的；在天地万物中唯独人被选中去承受骇人听闻的苦难，以至于在黑暗的深渊中我们常恨自己生而为人，还不如蚂蚁和乌龟。
或者山羊也好。我在离蒙田的城堡几公里外，高舍地方的小村庄中一家农场院子里看见它。
它从来没有读过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也没有读过他的《论法律》。但是它很满足，嚼着莴苣叶，时或像一位老妇人表示不满那样摇摇头。这种生存状态未尝不值得羡慕。
蒙田自己被这一想法所打动并加以发挥：像动物一般生活强似拥有巨大书斋的理性的人的生活。动物生了病本能地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山羊受了伤，能从几千种植物中找出白鲜草来，乌龟让毒蛇咬了自动就去寻找牛至，鹳鸟能给自己用盐水灌肠。相反的，人只能依赖昂贵而误人的医生（药箱里装满了怪诞的配方：“蜥蜴尿、大象粪、鼹鼠肝、从白鸽的右翼下抽出的血，还有，给阵发性急腹痛患者用的研成粉末的耗子屎”）。
动物毋需长期学习也能理解复杂的思想。金枪鱼是自发的天文学专家。据蒙田称，“不论它们在哪里遇到冬至，就留在那里直到下一次春分。”它们也懂几何和算术，因为它们结队而游，成完美的立方形：“你只要数其中一行，就可得出整队的数目，因为长、宽、高的数目都是一样的。”狗有一种内在的对辩证逻辑的理解。蒙田讲述有一只狗找他的主人，来到了三岔路口。它先望望一条路，然后再望望另一条，最后决定沿第三条路跑下去，因为它肯定主人一定选择了这条路：
这是纯粹的辩证法：那条狗用的是析取和连结命题法，穷举命题的各个部分。它是完全自学来的还是从特拉布宗的乔治的《辩证法》那里学来的，这有关系吗？
动物在恋爱问题上也占上风。蒙田怀着羡慕之情读一头大象爱上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名卖花女的故事。当这头大象被牵着走过市场时，它懂得如何把皱皱的象鼻子滑进她的领口，以任何人类达不到的灵巧手法摩挲她的乳房。
没有经过试验，最低等的农场牲畜也能胜过古代顶尖智者的超然物外的修养。希腊哲学家皮朗（9）有一次乘船旅行遇到了大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惊惶失措，害怕那脆弱的船不堪汹涌怒潮一击。只有一名乘客没有失态，静静地坐在一角，表情泰然自若。那是一头猪。
我们还敢说拥有理性的好处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苦难吗？（我们把理性抬得那么高，并且据此认为自己可以君临万物之上。）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失去了没有它反倒能够享受的宁静，有了知识，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如皮朗故事里的猪，那要知识做什么呢？
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
我们获得了反复无常、犹疑不决、怀疑、痛苦、迷信、焦虑（为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死后）、野心、贪婪、妒忌、艳羡、桀骜不驯、疯狂、食欲难填、战争、谎言、不忠、背后中伤和猎奇。我们以公平、善于推理的理性以及判断和认知的能力而自豪，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过分也异乎寻常。
果真可以选择的话，蒙田大约最终也不会选择像山羊一样生活——那只是极而言之。西塞罗描绘了一幅理性的仁慈的图景。过了16个世纪之后，由蒙田来提出其反面：
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
最大的笨蛋就是西塞罗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竟会是笨蛋。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同时，间接地，也产生缺陷。
蒙田坐在他的画栋雕梁下勾画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承认我们离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以为的那种理性的、宁静的生物有多远。我们的心灵多半是歇斯底里、胡言乱语、粗鲁而躁动，相比之下，动物在许多方面显得是健康和美德的模范——对这一不幸的现实，哲学家是有责任反思的，而他们很少这样做。
我们的生活部分是疯狂，部分是智慧。但是凡描写生活的人总是恭敬地对其中一大部分讳莫如深。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救赎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二）性缺陷
既有肉体又有思想实在成问题，因为前者与后者的庄重和聪明形成诡异的反差。我们的肉体发出气味、感觉疼痛、萎缩、跳动、抽搐、衰老。它迫使我们放屁、打嗝，放弃明智的计划去和人上床，出着汗，发出急吼吼的呻吟，那声音就像美洲的野狼隔着旷野互相召唤的嚎叫。我们的思想受制于肉体任性的或者有规律的起伏。我们整个生活观可以因一次午餐过量造成消化不良而改变。“我在饭后与饭前判若两人”，蒙田说：
当我身体健康，又逢阳光明媚时，我是个和善的人；只要有一个长进肉里的脚趾甲，我就会变得暴躁，脾气坏得谁也惹不起。
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免于受肉体之辱。蒙田说：“试设想柏拉图患了癫痫或中风，然后将他的军，要他求助于他灵魂中所有美妙而高贵的功能。”或者设想在一场研讨会中，柏拉图忽然要放屁：
主管我们排泄的括约肌有自己收放的规律，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愿，甚至违反我们的意愿。
蒙田认识一个人能做到随自己的意愿控制放屁，而且曾经伴着诵诗的节奏放过一连串的屁。不过这个人的本事并不足以改变蒙田总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压倒我们的思想，括约肌是“最冒失，最没规矩的”。蒙田还听说过一件悲惨的事：有一个人的屁股“特别暴躁难缠，逼得它的主人不断地放屁，连续40年，终于要了他的命”。
难怪我们总想否认与这些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器官共存。蒙田遇到过一位女士，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消化器官有多讨厌，就想在生活中只当它们不存在：
这位女士（是最了不起的妇女之一）……认同这种意见：咀嚼会使面部变形，严重损害女人的优雅、美丽；所以每当肚子饿时就避免公开露面。我还认识一位男士，他不能忍受看他人吃东西，或是人家看他吃东西，结果他填饱肚子时必须避开一切人，比他出空肚子时还要紧。
蒙田还知道有的人为自己的性欲所折磨，终于自阉。还有一些人把搅拌雪与醋的压缩器施于自己的过分活跃的睾丸，以此来压制性欲。马克西米连皇帝意识到王者之气和肉体不相容，下令任何人不得见到他的裸体，特别是腰以下。他特意在遗嘱里规定，安葬他时必须穿着整套内裤。蒙田说，“其实他还应该加一条附录：给他穿裤子的人必须蒙上眼睛。”
不论这种激烈的做法对我们有多大吸引力，蒙田的哲学却是调和的哲学：“最愚蠢的自讨苦吃就是蔑视自己的身体。”不要企图把自己切为两半，我们应该停止同自己令人尴尬的皮囊打内战，而要接受它，承认它是我们存在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既不可怕也不丢脸。
1993年夏，L。 和我一起到葡萄牙北部度假。我们沿着米尼奥的村落行驶，然后在维亚纳堡的南部住了几天。就在这里，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一家俯瞰大海的小旅馆里，我发现——毫无先兆——我已经不能做爱了。要不是我去葡萄牙之前几个月恰好读到蒙田《随笔集》的第1卷第21章，那我简直无法挨过这一关，更不用说提起这件事了。
在那里面，作者讲述他一位朋友听说一个人正当要进入一个女人身体时突然阳物不举。这一颓萎的尴尬局面对蒙田这位朋友造成的印象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下一次同女人上床时这一图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十分害怕同样的灾难又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结果为这一恐惧所征服，果真阴茎硬不起来了。从此以后，不论他多么想要女人，他就是无法勃起，每一次失败的羞耻的记忆又变本加厉地嘲笑他、折磨他。
蒙田的朋友认为能够坚定不移地、理性地操纵自己的阴茎是正常的男性特征，他在这件事上失败之后就成了性无能。蒙田认为错不在阴茎：“除非是真正的性无能，只要你做成了一次，你就再也不会无能。”自以为能用精神来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认为这才是常规，害怕背离它变成不正常，正是受这种观点的压迫，那位朋友才会失败。解决的办法是把图像重新画过：只有接受在做爱时对阴茎失控是一种无害的可能性，才能预防这种事的发生——那位受打击的朋友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他同一个女人上床时，学会了：
事先承认他有这方面弱点，并且公开说出来，从而心理放松，不再紧张。把病态看做是预料中的，就会少一些受压制感，心理负担也就不那么沉重。
蒙田的坦率使我这个读者的心灵也得到解放。对突然出现的阳萎摆脱了暗室中不可言说的羞耻感，而用这位决不厌弃肉体的哲学家见怪不怪、世事洞明的眼光重新对待之，对蒙田描述的下述现象的个人负疚感得到了缓解：
这个器官（普遍的）不听话，我们不要时它不知趣地勃起，我们最需要时它却又不配合。
一个跟情人失败后只会嗫嚅着道歉的男人其实可以再振雄风的，他应该宽慰他所爱，承认他的无能属于范围广阔的性事失败的一种，既不罕见，也不特别。蒙田曾认识一位加斯科地方的贵族，他同一位女士在一起时出现了阳萎后，逃回家去，把自己的生殖器割下来，给那位女士送去“以补过”。蒙田建议他应该换一种做法：
如果（两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该急于行事。最好……等待合适的时机，而不要第一次不成功就绝望，使自己陷入永久的愁苦境地……一个男人如果第一次不成功，可以先做一些温柔的试探表达迸发的激情，而不要顽固地证明自己的缺陷就此到底了。
这是倾诉我们性生活中最孤寂的时刻的一种新的语言，亲切而不张扬。蒙田开辟了一条通向寝室的私密忧愁的道路，抽掉其羞耻感，自始至终努力使我们与自己的肉体和解。他把人们私下都经历过而极少听到的事勇敢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