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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结果。怀特通过他的老板恳求总统：“不要让下面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飞赴东京，以谦卑的姿态觐见日本天皇，恳求他收下半个菲律宾就适可而止，而不要为了整个菲律宾发动战争。”88
信函于10月17日送给总统。11月14日，“在白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是摩根索给定的性——罗斯福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做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总统指出：“德国的权势在慕尼黑复活，并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自身的国际关系状况；这是自1818年神圣同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在大西洋一侧同时遭受北半球和南半球发起攻击的可能。……然而，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派赴海外是不可取的，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89总统将当前的国际形势称为一种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无论多么巨大，都不能通过将部队开赴欧洲战场的方式解决，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来化解。怀特1923年在斯坦福决心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就认定“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现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政府部门间的界限并不能构成对他的障碍。怀特在1940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怒斥国务院到处都是“崭露头角的张伯伦、达拉第和霍尔”，以上三人是英法在慕尼黑奉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人物。“我相信，制定和通过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外交政策并交由国务院执行的时机已到。”90美国的外交努力是“可悲的”，构成它的是“这种19世纪狭隘的讨价还价的行为模式，依赖的是难以捉摸、半真半假的承诺、各种恼人的小伎俩以及两面三刀的做法，一方面长篇大论地公开表达善意，另一方面又夹杂暗含的威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掩饰本质上毫无价值的结果。我们的外交策略对于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或使我们远离一场艰难的战争毫无用处，一如波兰军队的装备和战略对波兰国防的作用”。怀特看不起那些民主国家的外交部门，并在一份于1941年5月末起草、6月6日提交摩根索的备忘录中，炮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务院及外交部门，抨击他们政策不力，或是误判形势，或是犹豫不决，或是工于心计，或是碌碌无能”。“外交和军事策略一样，一次‘全力以赴’的行动需要充分调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91
这样的语句出自区区一个财政部研究局负责人之口，似乎应该令人感到惊诧不已。但此时，怀特在摩根索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官方职务。战争部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而国务院却还不紧不慢，摩根索急于填补缺口，为总统发出的行动号召赋予实际的意义。而怀特既有热情，又有想法。
一份1939年3月的备忘录体现了怀特很早就形成的一种坚定思想，即美国需要与“世界上另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苏联，开展紧密合作。92怀特描绘了美苏之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而他的总统则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明显的利益。怀特认为，需要对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施压使其同意与苏联开展军事合作，以抵抗德国的入侵。他提议给苏联一笔2。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亿美元）的10年期贷款，贷款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棉花、机械和制成品。即使在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资产作为对苏联于1940年占领波罗的海诸国的反应之后，怀特仍然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推进，支持达成三方合作安排，由美国从苏联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战略商品，苏联相应地则以赊销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军事物资。怀特认为，应当把苏联与德国、日本之类的侵略者区别开，因为苏联“在近期内无意进行领土扩张。……苏联的侵略采取的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而非军事入侵”。93这听起来特别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冷战斗士的言论。将这个观点与罗斯福四个月前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讲话作一个对比：
与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希望苏联能够找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方法，希望她的政府最终变成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一个人民拥护的政府、一个选举自由的政府，希望她不会干涉邻国的统一和完整。今天，这个希望已经成为泡影，或者说被束之高阁、等待来日。苏联，就像每个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完全是由一个独裁政府统治的，这个独裁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独裁政府一样。她已经与另一个独裁政权结为同盟，并入侵了她的一个邻国，一个小得不能再小、不可能对苏联造成任何伤害的邻国，一个拥护民主、自由和进步，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的邻国。94
然而，总统的财政部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按照对苏联意图更为乐观的判断来执行外交政策倡议。哈里·怀特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行动的幕后推手。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夏威夷时间早晨将近8时，366架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袭击了珍珠港，向美军庞大而又脆弱得不可思议的军事基地发起攻击。结果是灾难性的：4艘美国战列舰被炸毁或击沉，另有4艘严重受损，11艘其他战舰被击沉或摧毁，188架飞机在地面被击毁；2330名美国人阵亡或奄奄一息，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这一艘战船上就有1177人被夺取了性命。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称1941年12月7日将成为“活在耻辱中的一天。……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有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都将凭借正义的力量最终获得绝对的胜利”。
丘吉尔从总统处得知惨重的伤亡情况时，回应道：“这是怎样的浩劫！”95但是私下里他将日本的袭击称为“一件幸事……大英帝国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美国参战了。“我在床上像一个获得拯救的人那样感恩地睡了一觉。”96莫斯科的情绪与之相似。“我们感到解脱，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情报总局美国办公室负责人维塔利·巴甫洛夫回忆道。97但这并不仅仅是场边啦啦队的喝彩。巴甫洛夫已经暗中成为这场较量游戏的一部分。
日本决定袭击珍珠港是一系列关键政治事件的结果，而且显然不能说是由单一的一件事、一次行动或是一个人引发的。但是，最近似的导火索则与巴甫洛夫以及他最重要的美国联系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
11月20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向赫尔提交了一份东京提议的“临时协议”，这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文件，重点是缓解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紧张局面。接下来几天谈判持续进行，其间美国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发给大使的电报，电报以明确的语言要求他们必须于东京时间11月29日前解决分歧。美国海军部认为日本可能对菲律宾或关岛发动进攻，但不会袭击珍珠港，因为对美国领土发动攻击显然是“战略性失策”，必将导致美国全面对日本开战。
就在此时，怀特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并成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一个关键人物。11月17日，怀特向摩根索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题为《消除对日紧张关系及确保战胜德国之方法》。这篇备忘录迅速成为谈判接近尾声时疯狂混乱的外交行动的一部分。摩根索此前一直不是解决对日问题的关键角色，但是怀特再一次填补了财长知识的空白。摩根索在删除了引言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言语冒犯的批评后，将怀特这篇“令人惊叹的建议备忘录”转给了赫尔和罗斯福。
怀特希望总统提出一个包含具体条件的协议。如果日本接受有关提议，他激动地声称：“就会把一个危险好战的强敌成功地转变为一个爱好和平和繁荣昌盛的邻邦，全世界都会为这种转变而兴奋不已。总统在国内外的威望及领导力将因为这一重大外交胜利而迅速提高。”
赫尔以及一小部分美国最高级军事和行政官员与重要友邦政府的代表一起，着手起草一份美国的“临时协议”替代方案，其中纳入了怀特的主要诉求，即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支持除国民党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中国政府或政权。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对日本是否将给予合作表示怀疑，因为有关条款“非常严厉”。但是，怀特力主不放宽任何条款。他为摩根索起草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致总统的信函，警告不要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不要“以30块带血的黄金”将中国“出卖给她的敌人”、不要“令美国在民主国家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世界领袖地位变得黯然无光”。摩根索没有发出这封信，但是怀特在其他方面继续紧逼。他给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前任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发电报，请他前来华盛顿游说，反对向日本作出让步，而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卡特支持苏联的立场和事业。98
当罗斯福从史汀生那里得知一支日本远征军正从中国南下开赴印度支那时，形势转向了怀特这边。据史汀生所述，罗斯福“勃然大怒”，称这改变了整个局势。他要求将“临时协议”改为“总体基本建议”，并授权赫尔向日本方面提交一份后来称为“十点备忘录”的文件。11月26日，赫尔召见了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递交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包含了怀特在中国问题上的诉求，且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来栖三郎感到担忧，告诉赫尔如果将这样一份文件作为对日本停战建议的回应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将“举起双手表示放弃”。赫尔没有动摇。冲突已不可避免。
最后通牒中的核心要求是怀特提出的，这一点毫无争议。而日本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作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也是毫无争议的。虽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提出假设称，如果谈判没有在1941年底崩溃，日本可能不会发动袭击，但一场袭击在当时可能已经在所难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盟国都急于确保这样一场袭击能够真正发生。“太平洋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的退休上校、荣获二战“苏联英雄”称号的弗拉德米尔·卡波夫在2000年写道，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近60年。他坚称：“斯大林是对日最后通牒的真正发起者。”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卡波夫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官员）阿赫梅罗夫和巴甫洛夫发起的计划行事。”“怀特起草了供摩根索和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备忘录。”据卡波夫所述，苏联利用怀特来刺激日本攻击美国。这个计划甚至还有一个名字，叫“白雪行动”，白雪指的就是怀特。“‘白雪行动’的本质就是在日本帝国与美国之间挑起战争，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她就没有资源再进攻苏联了。”99
他们是如何执行这项行动的呢？巴甫洛夫就是在此时介入的。1941年春巴甫洛夫被派往华盛顿，年仅27岁。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的产物，而情报部门那些比他级别高的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大批遭受迫害。他的任务是激活一个“有影响力的特工”，名叫哈里·怀特；他要弄清楚在苏德签署条约之后，怀特是否仍然愿意合作；并且，如果愿意，他要确保怀特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上层组织机构中提议支持对日本发出足以引起战争的最后通牒。巴甫洛夫55年后在一本题为《白雪行动》的书中讲述了这段故事。100
1941年5月末，巴甫洛夫致电怀特，称他捎来了中国的“比尔”给怀特的消息。比尔就是阿赫梅罗夫，但怀特只知道他叫比尔。阿赫梅罗夫与怀特是在1939年认识的，当时阿赫梅罗夫称自己是一名将要赴华的汉学家，介绍他们认识的是立陶宛流亡者、苏联情报联络特工约瑟夫·卡茨。101巴甫洛夫邀请怀特在老艾比特的烤肉店中共进午餐，此前怀特也是在这里与比尔碰面的。
在看到桌面上放了一本《纽约客》的杂志后，怀特向坐在桌前的巴甫洛夫打了个招呼，杂志是巴甫洛夫用来显示自己身份的标记。巴甫洛夫说自己刚刚从中国回来，比尔让他捎给怀特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比尔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担忧。巴甫洛夫为自己蹩脚的英语表示歉意，随后将比尔的信摆在怀特面前。怀特读完后惊讶地表示，比尔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非常相似。怀特想把信装进口袋，但是巴甫洛夫伸过手去示意怀特不要这样，于是怀特把信还给了对方。
巴甫洛夫说他很快就要返回中国，比尔急切地希望知道怀特的观点。美国是否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她是否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来反制日本的侵略？怀特对巴甫洛夫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比尔的观点与自己对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