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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盛顿，这将成为凯恩斯长期的关注，伴随他职业生涯的余生，甚至反映在他的理论著作中。
《货币改革论》对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何权衡取舍，提出了许多精妙而深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关于汇率稳定性与汇率灵活性以及关于短期和长期（“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46但是书中布鲁姆斯伯里式亵渎不敬的语言限制了其发挥实际作用，因为它冒犯了许多它希望转变思想的对象。而且，虽然凯恩斯讽刺的对象总的来说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令诸如H。G。威尔斯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感到如芒在背，他们将凯恩斯反布尔什维克的中间路线主义视作实现他们希望看到的更为彻底的经济政策改革的障碍。47
不论怎样，英国国内政策辩论的议题迅速收窄，集中于政府是应该继续实施进一步刺激通货紧缩的政策以恢复英镑原有的美元平价，还是应该被动地等待平价重新出现后再采取措施固定住它。凯恩斯看到他对金本位柏拉图式的形象发起的攻击在政治上未能命中目标，于是便识时务地撤退了。在1924年7月的一次议会委员会会议上，他转而提出美国的经济繁荣将不可避免地抬高美元价格水平并恢复平价，而无需要求英镑价格水平下跌。届时，他将倾向于通过许可证限制黄金进口，以阻止英镑的美元价格进一步攀升。他小心翼翼，避免亵渎神圣的平价本身。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作出了一个引发严重后果的决定，按照战前汇率使英国重新回归金本位。此时，凯恩斯再次改变立场，强烈反对对任何平价水平作出承诺。“我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他在8月1日致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出于种种原因，在短期内非常僵硬，从而导致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调整工资水平来使之适应国际黄金信贷的流动状况，而我有意将汇率波动作为应对冲击的减震器。”虽然这也许看起来像是在捍卫浮动汇率，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凯恩斯更多时候往往是在捍卫汇率“稳定”的益处。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持续不断地调整立场将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困惑，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批评者。
在《泰晤士报》刊登了他来信的同时，借着他此前对《凡尔赛和约》的攻击所取得的商业成功，凯恩斯又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在英国很畅销，但是与他前一本《后果》不一样，它在美国销路很差。凯恩斯知道，丘吉尔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苦恼，因此后一本书虽然有一个恶作剧式的标题，但是在内容上，则很注意将责任归咎于财政大臣的“专家们”。丘吉尔并不理解复杂的货币问题，而且今后也理解不了。他最终还是受到了当时普遍观点的影响，即如果宣布放弃战前平价水平，就如同“背弃”英国维持英镑可兑换的庄严义务。48在他看来，这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他在宣布恢复金本位时说道，“大英帝国的其余部分全都会抛开我们采取相同的行动，而结果仍将是金本位，但是不是以英镑为基础，而是一个美元的金本位。”正如最后事态发展的结果所显示的，“美元的金本位”无论如何都将出现，而英国在1925～1931年维持了一个显然被高估的汇率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最终于1931年再次被耻辱地赶下金本位。事后看来，要反驳凯恩斯对丘吉尔决定的论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一个仍然可以争论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应当寻求建立任何平价，甚至是一个低得多的平价。49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史为鉴、对各种体制都很敏感的分析框架。用来思考经济良政的各个要素，并清晰地阐述了这个分析框架。但是在理论上他还没有什么突破——也就是说，没有提出一套定义清晰的、可以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原则的东西。与那些继续对19世纪自由放任模式抱有信心的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凯恩斯认为政府积极管理货币体系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是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社会不同团体阶层的惩罚及不公正待遇，并且不让变幻莫测的黄金市场左右此类问题。他认为，中央银行现在应当“被视作一种有益的、科学的控制技术，和电力以及其他科学的分支一样”。50
他进一步认为，需要用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资本支出——来填补私人投资萎靡不振所留下的空白。在私人部门及市场竞争的问题上，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将商业信心视作对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他支持用大企业来取代企业家，并支持国家逐步介入大企业的运营。任何有助于促进遍布商界、政府以及大学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精英“生产集中化”的措施都是受欢迎的。51
与社会主义者不同，重新分配财富不是凯恩斯的动机。他认为失业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危害，由于错误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某些工人团体（例如矿工）收入大幅下降也是一种社会危害。但是他从不鼓动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对某些团体的回报，来增加市场对其他团体的回报。虽然他与自由党逐渐疏远，但他对工党的敌视不亚于对保守党：工党是一个“阶级政党”，他写道，“而这个阶级不是我的阶级。如果我真的要去追求阶层利益，我将追求我自己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战争中，我将站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边。”52
在他那个时代，凯恩斯关于在实现特定目标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对于那些囿于传统或因为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建议限制政府作用的人，凯恩斯毫无耐心。但是，他也是一个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8＇：他相信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必须建立在当时社会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而且社会永远不应该被迫向抽象的经济原则屈服，无论此类原则在指导过去的政策时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为新的时代发明新的智慧，”他写道，“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做点好事，就必须在我们的父辈眼中显得离经叛道、惹是生非、危害匪浅、忤逆不从。”53对于精心策划社会变革能够带来的益处，他深感怀疑；但对于精心设计适当方法解决国家在任何时刻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问题，他对专家的能力有无限的信心。“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的政府有原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以其特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写道，“它必须是投机取巧（取其最褒义的含义）的，依靠调整适应与良好判断谋生。”54
货币的问题，包括货币的功能、历史、管理和心理，越来越令凯恩斯感到痴迷。这既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也是出于一种发自肺腑的强烈情绪。凯恩斯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经济状况的各种可能》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1928年3月他在温切斯特公学的一次讲演，文章中他有一句著名的批评：“对货币的喜好是一种有些令人作呕的心理变态，一种一半是犯罪、一半是病态的习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并需要交由精神病专家处理。”55他还认为这种喜好是犹太人这个特殊人群的一种特殊病态——这是那个时代在他所处阶级中一种并不少见的观点。“我仍然认为，这个种族对收高利贷表现出了过度的兴趣，”他对一个对他的观点持礼貌批评态度的人士写道，“而且不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56
凯恩斯本人对投机也有一种“过度的”偏好。那一年，他的这一偏好令他损失惨重。由于在橡胶、玉米、棉花和锡等初级商品上买空，而市场走势与他背道而驰，凯恩斯被迫抛售证券以补充保证金。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后，他的净资产从1927年底的4。4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约350万美元）暴跌至1929年底的7815英镑，尽管他并未持有美国股票。57到了1930年，凯恩斯坚称，初级商品价格下跌并非因为过度投资，而是由政策引致的需求不足所导致。对于一个投机初级商品并损失如此惨重的人，这一观点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58
那年10月，凯恩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倒数第二部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货币论》。从1924年起，也就是市场崩盘5年之前，他就开始写这本书并在反复不断地修改。书的内容也反映出随着这个十年的发展，作者的关注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显得非常刺眼。出版后，凯恩斯随即承认这本书在文学上不是一件杰出的作品；而大萧条的到来将使他认识到，他需要在思想上再来一次大得多的飞跃。
与之前的《货币改革论》和之后的《通论》一样，《货币论》不是一本单纯解释或修正抽象理论观点的读物，虽然从标题上看似如此。三本书都试图努力解释的问题是，在其出版之前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什么是驱动英国经济的特定的、深层次的力量，特别是与货币和货币政策有关的驱动力。《货币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回归金本位，在凯恩斯眼中这是英国一次严重的失误，他将金本位定性为一种陈腐、落后的管理英镑的依据。尽管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金本位曾经经历辉煌，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在世界中的发挥作用已经降低。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进步，货币管理唯一正当的方法就是将其交由中央银行的专家们管理，根据掌握的各类信息酌情予以调控。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论》想要传递的一则关键信息是，一个中央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主导地位已经被美联储篡取的英格兰银行——实施避免黄金储备流失的货币政策，会对国内利润和就业造成严重和持久的损害，原因是某些价格存在普遍的粘性，主要是指劳务价格。这种粘性可能是由于“行业工会的力量或者仅仅是人们以货币作价考虑问题的倾向”——即，是体制性障碍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或者仅仅是因为心理上的怪癖。59凯恩斯认为，是货币政策自身需要适应社会的“自然倾向”以及“现有的实际存在的工资体系”。60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所谓的滞涨时期，这一争论又一次强力回归：高失业与高通胀率并存，这一组合令当时许多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货币论》读起来时而让人感到单调乏味，时而又令人感到活泼机智或顽皮可爱，它综合运用了理论、统计、历史和心理学的方法，来支持被凯恩斯不甚清晰地酝酿了多年的观点。这些观点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现今的财富以及伟大的文化丰碑和遗产，并非归功于我们生活节俭的祖先努力攒钱储蓄，而要归功于他们那些过度挥霍、积极进取的亲戚们的动物精神。“难道世界七大奇迹是节俭造就的吗？”凯恩斯反讽地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61为了证明他的上述判断，他写下了题为“历史上的例证”一章，从货币的角度来阅读世界历史，内容大胆而富有争议；他还写了一个更加晦涩难懂的章节，解释他关于彻底区分储蓄和投资行为的理论以及关于市场利率无法发挥古典经济学赋予其的平衡作用的理论。
《货币论》以关于国际货币管理问题的一章作为结尾，这一章非常重要。虽然内容并不扎实，但是富有远见。它发展了凯恩斯日后将在布雷顿森林支持和捍卫的观点。特别是，它提出了“超国家银行货币”（supernational bank…money，S。B。M。）的概念，即由一个新的超国家银行发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凯恩斯希望用它来取代黄金作为唯一的终极国际储备资产。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将把超国家银行货币更名为“班科”（bancor），而目标也不仅仅是取代黄金的地位，还包括阻止看似势不可挡的美元全球霸权。
1929年11月，在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凯恩斯被任命为政府的麦克米伦金融与产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就银行与工业的关系开展持续调查。1930年，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参加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并主导了整个进程，屡屡令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的大人物们陷入被动守势，并为商业下行周期期间在货币政策和政府支出方面采取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模式在许多人眼中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
凯恩斯主张，中央银行必须“为系统中注入货币”并“喂哺囤积者”以迫使利率下降并恢复私人投资。62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商业投资不足，政府必须自己承担这份工作。通过赤字支出来资助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种做法不足为虑；新的支出将从失业救济发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