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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美国团队在他们的内部战略会议上，对如何处理这位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国会中有太多代表已经坚信，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英国人耍的把戏，意图窃取美国的黄金；而因为他那些迎合时尚的长篇大论，没有人比凯恩斯勋爵更让国会感到恼火的了。由于美国的东道国地位和外交惯例，摩根索将担任会议主席一职，并有幸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和他的副手决心将凯恩斯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使美国要传达的信息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英国人）希望由凯恩斯来提名我。”摩根索对他的团队说道，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否决了这一建议”。
摩根索于7月1日下午3点正式宣布会议开幕，此时欧洲战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盟国军队大规模入侵诺曼底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四天之后，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因为建议希特勒求和而被从西线总司令的职位上解职。代表们感到战争即将进入结束阶段，他们的讨论因此有了实际意义。会议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贺信，罗斯福希望代表们在摆在他们面前的经济问题与持久和平前景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联性。
“虽然争取自由的战争现在处于最紧张的时刻，而此时自由人民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和规划我们将要赢得的未来，这是非常合时宜的，”总统说道：
你们将要讨论的计划仅是各国间为确保有序和谐世界而必须缔结的协定的一方面，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将对世界各地的普罗众生产生影响。因为它事关人们相互交换大地富饶资源和本国工业及智慧产品所依赖之基础这一基本问题。商业是自由社会的生命线。我们必须确保输送血液的大动脉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毫无意义的经济竞争而人为制造的壁垒所堵塞。
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经济健康均为其邻邦所关注，无论远近。只有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且稳健扩张，各国的生活水平才将得以提高，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得以全面实现。
摩根索的发言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但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崩盘以及货币混乱为战争铺平了道路时，他发言的基调明显要更加沉重。摩根索告诉大会全体代表，“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及“阻碍和限制货物自由流动的措施”成了欧洲“法西斯独裁者”发动流血战争的“经济武器”。“经济侵略，”他说道，“其结果无外乎战争。因而是危险和徒劳无获的。”
摩根索关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将带来灾难性政治后果的观点，或许会得到凯恩斯的赞同，但是他发言中最实质性的内容无疑会令凯恩斯感到焦躁不安，因为这部分内容直接触动英国人内心深处对美国设计的战后经济和政治结构蓝图的忧虑。
“我们的议程限定于货币和投资领域。”摩根索一开始说得无伤大雅。“但是，应将其视作，”他继续说道，“《大西洋宪章》和美国及联合国许多国家订立的《互助协定》第七条所涉及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在此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得到以此为目标的其他行动的补充和加强。”14第七条指的是1942年的一则俗称《租借法案》立法中的一则条款，根据该法案，美国承诺在经济上支援英国的战争行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宣称该法案是“有史以来最圣洁的法案”。但是，这部法案提交国会时所采用的标题说明了其自利的本质：《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法案》。第七条规定了英国需要为援助付出的“对价”，即英国承诺“取消国际贸易中所有的歧视性待遇，并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英国当权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将第七条视作对英国清偿能力和主权的致命威胁。1941年7月，凯恩斯在读到第七条的早期文案时，当着美国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的面勃然大怒。“这是赫尔先生的疯狂建议。”他后来说道。赫尔先生指的是艾奇逊的老板、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5凯恩斯知道，第七条实际上是结束“帝国特惠”的代号，而帝国特惠是英国确保对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贸易特惠市场准入的工具。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有强大的能力来供应原属英国的市场，并且，由于被剥夺了传统的出口特权，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将完全依靠美国的救济来支付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进口产品。
任由无所不能的美国支配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向自己的人民表明，美国男儿的牺牲不是为了永久保留那个道义上令人唾弃的大英帝国。然而，在布雷顿森林，美国财政部长希望将这一历史性事件与美国超级大国的抱负捆绑在一起。英国此前曾迫切希望自己能够作为美国的合伙人，共同制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但在一步一步走向布雷顿森林的过程中，美国人以毫不留情的方式不断提醒他们，在新秩序中，大英帝国的余辉毫无保留之地。
第3章 哈里·怀特不可思议的崛起
在哈里·怀特看来，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向名人录《谁是谁》提供的个人简介里对此前的经历没有任何记录。
实际上，哈里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尔斯河对岸＇3＇一个寒酸得多的环境下拉开序幕的。然而，哈佛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哈里是小商贩的儿子，直到30岁第二次参加大学本科入学考试时才突然醒悟。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虽然第一次入学考试时，他连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都没通过。经济学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很快，我就认识到，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数年之后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因此我选择继续研究经济学。”1哈里找到了他的兴趣所在。
哈里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出生后四个月，他的父亲雅各布成为了美国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萨拉随着立陶宛犹太人逃离俄国沙皇大屠杀的移民大潮来到美国。其家族姓氏维特（Weit）似乎赢得了一位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美国移民官的好感，因为他觉得维特这个名字比维斯（Weiss）要好。2当时雅各布25岁，在波士顿五金和陶瓷餐具业谋生，一度生活拮据，但最终攒够钱自己开了店。一家人在灯塔山＇4＇脚下的洛威尔街57号安顿下来，这里是繁忙喧闹的出租户地区，高架列车在房顶上方轰鸣而过。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语习俗将家族姓氏改为怀特（White）。3
孩童时代的哈里性格内向，除了邻里那些欺负人的大孩子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4虽然家庭很重视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学校韦伯斯特文学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每周与小组的其他孩子聚会一次讨论各自的作文，但是他并未显露出任何天资过人之处。1901年，在他9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老艾略特语法公立学校读书。当时，他的家也已从高架列车的噪音和阴影下搬出，迁至萨勒姆街7号。那一年他的母亲萨拉不幸去世。但父亲的生意却开始兴旺起来，随后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埃弗雷特。1906年，哈里进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读。虽然他的成绩远谈不上优异（法语79分、化学85分），但是他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1909年6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当年埃弗雷特高中最年轻的毕业生，时年16岁，这也是哈里那神秘的中间名首次有据可查。高中同学形容他性格腼腆，但机智聪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迷和棒球迷。5
在哈里高中毕业后两个月，也是他的母亲去世8年后，父亲雅各布也去世了。这时，他家已经拥有四间五金用品商店。接下来的两年里，哈里给家族的生意当簿记员，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商店经理。1911年9月，他被马萨诸塞农学院录取，也就是现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虽然他未能通过公民和美国历史的入学考试，但他通过了英语考试并被有条件地录取。他不可思议地将“农业”登记为他未来的职业。几个月后，哈里通过了公民和历史考试，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离开学校重返家族生意。他的平均成绩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线，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这门课上拿到了99分。
接下来的5年里，哈里在“J。怀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彻斯特的犹太儿童福利院给高年级男生授课，还带领他们参加童子军活动。6然而，哈里仍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书，一个重要的机会终于来临。6天后，已经25岁的哈里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提出申请并被位于纽约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课程录取，在夏天过后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在连队的五名候选人中，怀特又被选中参加高级培训，与几百名军官一道接受所谓的“铁军”训练，之后又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营训练新兵。7就在他即将开赴海外之际，怀特结婚了，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士兵们的通常做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岁的乌克兰裔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儿童读物作家。
从各方面来看，怀特的军旅生涯大体上波澜不惊。他的分队驻扎在位于法国的训练和补给营地，没有投入战斗。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暂地重归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这种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经不能令他满足了。从1919年到1922年，他领导了一些旨在帮助军人遗孤和穷人的组织，并于1920年搬到纽约市。正是在纽约，时年30岁的怀特决定在学术道路上争取获得成功。他于192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学。3个学期过后，他再次搬迁，这一次横跨整个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三年级。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获得顿悟。
1924年10月，怀特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成员毕业，经济学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获得硕士学位。一位教授后来将他形容为“积极进取、才华横溢”，决心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博士学位，而后开始职业学术生涯。8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进步派政治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他此后华盛顿职业生涯的标志。1924年2月，怀特致信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老罗伯特·拉弗雷特，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敦促“斗士鲍勃”竞选总统。人们“渴望为您的事业尽一份力”，怀特写道，“他们最诚挚地敦促您注意如下的事实，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一位领袖，而自林肯以来，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加适合担任这位领袖。他们正在等候指示，以尽全力推进您的事业。”9最后，代表进步党参选并承诺要将水务和铁路国有化的拉弗雷特，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党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书，题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黄金时代”来形容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