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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看待”。这种缓和、恭敬、朴实的语言，与他过去几个月在逻辑上对美国人冷酷无情的穷追猛打截然不同。
凯恩斯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他要说服他的同僚们相信他所谓的美国人民对英国持有“强烈的善意”。这种善意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明显，但是鉴于美国的要求将令英国承担巨大的风险，弄清美国人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辩称，没错，英国人在过去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这种牺牲并未受到充分的认可和感激。但是，“用展示我们勋章的方式作为回应是不合适的。……美国人对事后比较主要盟国的相对贡献和牺牲感到极度的反感和不满。他们这么做有错么”？美国人的世界观向来都是这样：非常实际，重点关注的是未来。
最后，凯恩斯坚称，美国人向英国提供的财政援助“将对加强这个国家的国力作出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无论是在海外还是本土”。但是，他无法掩饰对援助条款的愤愤不平：“对于这不是一笔无息贷款的事实，我将抱憾余生。”在此问题上，他参照了美国财政部外交官指南老套的内容，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国会。
随着议员们开始提出问题并频频打断他的讲话，凯恩斯也变得更加戒备和抵触，语气也显得咄咄逼人起来。“我听到有人提出建议，说我们应当求助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商业贷款，”他不屑地说道，“我不知那些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有没有任何常识。”他坚称，此类贷款的条款只会更差。当他谈及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时候，他的激情终于真正地爆发了：“有些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在这个领域中公开抨击和谴责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及其特别表现形式——金本位，指责它们是在错误前提的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果……但是现在，他们在进入晚年为国效劳时，却开起了倒车，要再度树立偶像崇拜，崇拜的对象则是一度被他们赶出了市场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在故意混淆视听，要对说这些话的人保持耐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显然决心要巩固他的历史遗产。他是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一个与过去的教条决裂、使世界“朝着兼顾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家政策多样性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被描述成区区一个支持重建金本位的反动人物。提出这些批评意见的人都是天真的空想主义者，他们理解不了，英国是无法对像美国和苏联这样特殊的大国发号施令的。“毁灭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宣称，“场地已经清理完毕，准备建造一个新的建筑。”
辩论又继续了5个小时，随后进行了投票。半数议员投了弃权票，以示他们的不满和无奈。批准财政协定的决议最后以90票赞成对8票反对的结果得以通过。而英国欠美国的债务直到2006年12月才最终还清，当时的英国首相是托尼·布莱尔，最后一笔还款的金额为8325万美元。
随着议会冲突的大戏落下帷幕，凯恩斯开始私下猛烈抨击那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贷款条款的英国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最终成为了历史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他可能也会用同样刻薄的语言来抨击任何支持基金组织和美国贷款的人。“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他在1946年元旦致信哈利法克斯时写道，“他们确凿无疑地在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构想中察觉到了一丝自由放任的味道，或者说至少是反对计划经济的味道。这种说法只说对了一半。但是，非歧视的原则确实要求我们承诺放弃沙赫特主义的方法，尽管他们的犹太裔经济顾问们非常渴望这种方法。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英联邦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维系的。”
对于“一部分保守主义者，他们以麦克斯·比弗布鲁克为首，并得到了其他与温斯顿·丘吉尔过从甚密的人的支持，他们有一些理由相信，提议的贸易政策将使帝国特惠不再可能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有实质内容的政策。……因此，当我指出他们所设想的帝国将不包括加拿大（很可能也不包括南非），并且将不得不建立在印度、巴勒斯坦、埃及和爱尔兰对英国的忠诚与善意的基础之上时，这当然会令他们感到非常恼火”。80
关于英镑可兑换的条件，这个问题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广泛谴责，但凯恩斯坚称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无法获得美国的贷款。但是，在凯恩斯启程赴美之前，正是他自己使英国政府相信，他最终在华盛顿签字同意的贷款条款相当于是一种债务上的束缚和道德上的侮辱，“是以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方式总结以及终结了所发生的一切”。81
即使不完全赞成凯恩斯自辩的内容或观点的人，也能够提出下面这个合理的问题，即他或者其他任何英国代表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结果是能够实现的，也不知道各种替代方案最终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战后历史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表明，英国在多年后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得的东西。1945年，英国实际上需要的是成本合理、不带什么地缘政治条件的短期融资，可能还需要更低的汇率。而固执己见的凯恩斯没有去争取其中任何一个。
关于汇率，凯恩斯多次回绝了英镑贬值的建议，最值得注意的一次是1945年9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当前的汇率水平上我们能够卖掉所有我们可以生产的东西，”他宣称，“我们的问题是要尽快恢复我们的工业，这样就有东西可以出口，而到了那个时候，不能想象还有比试图以相当没有必要的低价格出售这些出口产品更加愚蠢的事情了。”未来将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詹姆斯·米德非常有力地指出凯恩斯从逻辑和经验上都错了，很多其他英国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在凯恩斯出使华盛顿之前，怀特本人也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称，他认为英国会采取使英镑贬值的做法，而这会削弱英国要求获得大额过渡期援助的理由。82
关于融资，1944年5月，美国银行家将这样一个诱人的机会摆在了英国人的面前，而凯恩斯以一贯鄙视的态度对它不屑一顾。他宁愿坚持按照布雷顿森林计划以及美国贷款的方向继续推进，尽管他在私下曾多次表示它们反映了错误的经济原则以及对英国而言极为糟糕的条款。这显示出他的自尊心过强，并且过于关注他个人的历史地位。一个职业外交官，或者说任何一个不那么在乎把自己的名字与新的货币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可能会寻求带有常规条款的紧急融资，而不会接受美国人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强加给英国的那些条件。事实上，英国财政部官员理查德（“奥托”）·克拉克爵士在多年后认为，“最简单的计划就是放弃‘宏伟设计’的理念”，转而开展谈判并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获得规模更小的贷款，“这个计划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服凯恩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美国人说，‘我们愿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但是我们不愿意作出任何事先的承诺，直到我们了解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194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多边主义的神学家们，对于未来事件路径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事实证明，推迟‘宏伟设计’的谈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昂贵代价借入相对少量的资金，这种做法才更合理一些。”83
一旦英国同意接受美国贷款协定的条款，就为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铺平了道路。12月27日至31日，3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该协定。有14个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未能批准该协定，其中包括苏联。苏联政府称其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有关建议。他们随后派了一个低级别的观察员参加了1946年3月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的成立大会，但是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机构。84
事实上，苏联人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有关建议。就在华盛顿签字仪式之前几天，苏联的外交部和贸易部起草了数份备忘录强调加入的好处，尤其是，苏联将能够影响国际信贷的分配，有能力从内部监控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从基金组织甚至是世行中获得廉价贷款，便利黄金的销售，以及将获得美国为鼓励苏联加入而提供的贷款。“众所周知，美国人将加入基金组织作为向英国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其中一份备忘录这样写道。作为美国当局在苏联加入问题上最有力的支持者，哈里·怀特实际上曾于1945年1月提出向俄罗斯提供一笔总额100亿美元、年利率2％的重建贷款，是他提议向英国提供的过渡期贷款的3倍之多。
最终，美国人没有提供这样一笔贷款，这才是苏联外交部最终建议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鉴于美国政府没有向苏联提供贷款……我们加入这些机构可能被理解成一种示弱的表现，认为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的举动。我们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显示出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独立立场。”当然，斯大林拒绝苏联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机构，肯定也有其他的原因。85
大名鼎鼎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他那封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著名长电报中，提到了其中一些原因。“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凯南认为，“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追求在苏联及其控制的毗邻地区的总体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这一立场背后的一个基本理由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部冲突的困扰。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和平妥协的方式解决。最大的冲突就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86虽然苏联人显然是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镜片来看待英美利益的冲突，但是他们正确地看到了两个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仅仅暂时掩盖了国家利益分歧的事实。在未来，这种利益冲突将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怀特为苏联争取美国慷慨的战后金融援助的努力没有奏效，但是在莫斯科看来他并非一个无用之人。美国陆军信号情报所截获并破解了1945年5月和6月从旧金山发回莫斯科的苏联秘电，其中多次提到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内部讨论情况，情报的来源是一个名为“理查德”的人。理查德有时又被称为“法学家”和“律师”，1944年3月16日～1946年1月8日共被18封苏联电报提及。但是，直到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公布著名的维诺纳计划的解密文件后，世人才得以知晓这些电报的内容以及各个苏联人物以及美国人物的身份。根据电报中提及的其他人名、日期以及地点推断，“理查德”、“法学家”和“律师”显然都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代号。87
＇19＇指的是第三种选择，即“经济紧缩”。——译者注
＇20＇摩门教的全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其原始教义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现在已经废除。——译者注
第10章 旧秩序退场，新秩序登台
纳粹的装甲纵队轰轰隆隆地开进波兰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9月2日傍晚，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惠特克·钱伯斯在吞下一杯苏打威士忌之后，对罗斯福的内部安全事务助理阿道夫·伯利道出了参与苏联间谍活动的美国官员的名字。钱伯斯曾经是共产党，现在是《时代周刊》的撰稿人，他担心苏德条约的签署预示着德国人和苏联人将在美国内部展开针对美国的情报合作。他一度希望将他的故事直接对总统本人讲述。但是他的对话人、反共刊物《直话直说》的编辑艾萨克·唐·列维没有办法安排这样一场会面。于是只好由伯利代劳。
钱伯斯说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但他后来坚称，哈里·怀特不在其中。他希望怀特已经听从了他的警告并脱离了地下运动。1但是，列维对于此次会谈的记录中包括了怀特的名字，而伯利随后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中也有怀特的名字。这显然令人感到非常不解。也许几杯威士忌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却也模糊了他的记忆。
罗斯福显然并未对伯利的备忘录予以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41年3月，伯利找到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了解多少关于钱伯斯的情况；此时，联邦调查局仅仅注意到钱伯斯过去曾经参加过激进活动。后来，又有多个消息人士与联邦调查局接触并声称钱伯斯掌握了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直到1942年5月才第一次讯问了钱伯斯。钱伯斯讲述了他与伯利会谈的情况，并称他忘了将怀特的情况告诉伯利。之后又过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