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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世纪末，讲求实际的人类学家独立地制订出了一项类似的为分析人类社会行为的计划。通过在地球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中进行最后通牒游戏（和一些其他的形式），科学家发现人类天性并不那么普遍。事实证明，后工业社会中的大学生并不能完美地成为整个人类种族的代表。
这个全世界范围的游戏计划是由人类学家乔·亨利希（Joe Henrich）提出来的。之后在1996年，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生和东秘鲁马奇根加的农民进行了这个最后通牒游戏。游戏的规则同大学生的一样：给一个选手一定金额的钱并且让他必须和第二个选手分享这笔钱。第二个选手可以接受（第一个选手留下的剩余的钱）或者拒绝。当他拒绝时，所有钱将被收回，谁也得不到什么。
到亨利希在秘鲁试验最后通牒游戏时，这个游戏已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大学生经常把金额出到总数的40％以上。人们往往接受这样的给予金额。有时候，如果出钱太少，就会遭到拒绝。在马奇根加，亨利希注意到，人们往往会给出更低的金额——而且大抵还是会被接受。
“我们也希望马奇根加人和其他人做出一样的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依德（Robert Boyd）告诉我，“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如此迥异，使得我不知道该再期待些什么。”
当世界上的其他人只计情感而不计收益时，马奇根加人真正地了解了博弈论的理性选择的规则了吗？或者其他孤立的文化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很快亨利希、博依德和其他人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了经费，并利用这些资金在四块大陆上的15个小规模社会群体中重复了这个游戏。结果让人十分费解。从斐济到肯尼亚，从蒙古到新几内亚的参与者，游戏的结果既不同于大学生的，也不同于经济学理论所讲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以愉快收场。
在某些文化中，比如马奇根加，给予低金额是典型的并被广泛接受的。但在其他文化中，金额经常很低却往往被拒绝。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有时给予特别慷慨——甚至比一半还多。但在有些社会这样慷慨的给予又很可能会被拒绝。而在其他组中，不管给予多少，从来没出现过拒绝的情况。
“它确实让你对人类社会性的本质重新思考，”现在于亚特兰大爱默里（Emory）大学就职的亨利希对我说，“人类社会性多种多样。只要你的理论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你就必须解释它的多样性。”
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
这种跨文化的博弈论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样自私。而且研究还表明，在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细节方面中确实存在行为的差异性。组内成员也存在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甚至个人财富方面的个体差异，但这些因素并不怎么影响成员拒绝他人给予金额的可能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相对于个体特性来说，更明显地取决于一个社会参与的各种经济行为。特别是，平均的给予金额似乎反映了一个社会与其他群体交易的数量。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易中运用更多的经验，并没有把竞赛变残酷，反而使市场更公平有序。
比如，吝啬的马奇根加人，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上是分离的——事实上他们就连与自己家人外的其他人发生联系都很难。所以他们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是非常有限的，他们都表现得非常自私。在具有更多“市场综合”的文化中，像肯尼亚奥玛人的牲畜交易，最后通牒游戏的给予金额普遍偏高，平均占总数的44％，而且经常会达到总数的一半。
奥玛人的平均给予金额同美国大学生的十分接近。但美国大学生有时会给出低金额，奥玛人却很少这样做。大学生发现，他们给出的低金额通常会被拒绝，相反在某些社会中无论多低的金额都会被接受。比如蒙古西部的吐尔库特（Torguud）蒙古人，低金额就很少被拒绝。即使这样，吐尔库特的平均给予金额仍达到30％～40％——尽管事实是给予者如果给予金额更低可以得到更多。显然相对于金钱来讲，蒙古的本土文化更看重公平。并且吐尔库特人并不十分在乎因拒绝一个给予的金额而一无所有。
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因素规定无私行为的各种不同方式。比如在巴拉圭的Aché，猎人们通常将一天的猎物留放在村子的周边。部落的成员们再找回猎物与村民分享。所以在做最后通牒游戏时，Aché人经常给出高金额，往往比总数的一半还多。印度尼西亚捕鲸为生的Lamalera人也是这样，他们公正仔细地把捕获的鲸鱼的肉平分。
尽管如此，文化在其他社会里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在坦桑尼亚，哈扎人分肉吃，但他们对此不满并且一旦有机会就会走开摆脱分享。但是，不分享的人有可能会遭到受人排斥的风险，以及社会的谴责和流言蜚语。这样使得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哈扎人给出低金额时会遭到很高的拒绝率。
另一方面，给予高金额并不总是意味着该文化中渗透着利他主义。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奥和格瑙人经常给出高于一半的金额，但是这样的慷慨也经常受到回绝。表面的原因是奥和格瑙人认为接受别人的馈赠意味着你今后还有义务报答人家。一份过高的给予金额甚至可能会被看成一种侮辱。
科林·卡麦勒（Colin Camerer），一位在跨文化博弈研究领域中与人类学家合作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结果是另一种对经济行为上的文化影响的扭曲。“给予过多的金钱，不会显得格外慷慨，这实际上是一种吝啬的表现——是自降身份的，”卡麦勒解释道，“因此金钱被贬值了，因为人们不想受到侮辱，也不想负债。”
这种跨文化的博弈实验所产生的惊人结果表明，博弈并不必要用科学家预想的办法来衡量。博弈实际上接近于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用来测试经济行为。选手们明显地都在尽力体会博弈与真实生活的相关联系并都做出相应的表现。
比如，奥玛人迅速意识到真实生活和最后通牒实验中变量的相似性。在公共物品博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出现的）中，实验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简·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提供给4个奥玛人每个人一些钱，参与者捐献部分给社会，并留下剩余的。然后恩斯明格会将金钱总额加倍，并将其平均分给四位参与者。当她向其肯尼亚助手们描述这次博弈时，他们迅速回应说这就像哈兰比一样——一次为社会工程募捐的实践。
“人们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卡麦勒在加利福尼亚学院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将数学的偏见沿袭到博弈论中来了。”换句话说，最初的信念是“当你参与了博弈时，这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坐下来玩垄断大亨或者扑克……他们读懂规则，弄清楚该做什么——他们把它当成一个逻辑问题来处理。但是这些人把它当作类比推理——这与生活中的什么相似呢？”
所以，博弈实验所表明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形态是各异的，并且经济行为恰恰反映了文化生活中的这些差异。博弈论阐述了文化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说明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更像是博弈论中的综合策略。
令人好奇的是，全世界文化行为的差异性与从各类学科中发掘的“人类天性”的多种版本十分类似。当我去博伊德（Boyd）的办公室拜访他时——在UCLA大学的Haines礼堂的三楼——我们的话题转到探求人类本性的普遍概念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上。博伊德哀叹学术界对于人们如何标记正确事务的观点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且不协调。
“在社会科学中，有这样一种古怪且在我看来又站不住脚的情况，”他说道，“在Bunch大厅经济学家会告诉学生们他们的一个观点。当学生来到一层楼下来听社会学时，老师会告诉他们，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学的是正确的。之后他们上来到这，我们这些人类科学家告诉他们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他们去心理学部门再次得到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形并不好。我们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陶醉于各自领域的这种局面，而且该局面一直存在于一些应该追求真理的领域之中。”
尽管如此，博弈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工具的兴起，将可能有助于改变上述情形。特别是，将博弈论中的抽象数学与真实世界中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观点相结合，已经开始表明人性的观点的巨大差异可能更贴近于生活的真实方式。
“不知何故，在近20年出现这种情况，”博伊德说，“那些热爱像博弈论这样的数学理论研究的人，却将此建立在心理学上所谓的真实人类身上。”
第四节 博弈，基因与人类天性
在许多社会中显示的公正及行为的多样性，很难与人类心理通常是由过去进化所形成的这样的观点相一致。进化心理学的强硬解释可以随处预测类似的行为。然而，博弈实验项目却给进化心理学家出了一道难题。
“我认为如果最终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冷酷自私的，进化心理学家们就会说，‘看，我早告诉过你，’”博伊德说。“但若结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那就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却是相当有力的证据。”但他指出，进化论对于人类心理学来说仍然重要。“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应该怀疑心理学是进化论的产物——那是与生俱来的，”博伊德说。“问题是，它如何起作用？”
正如卡麦勒所说，进化心理学家总是可以退却到可靠的说法，即祖先的环境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但在那种情况下，最初关于单一的“人类天性”的主张就显得相当的薄弱了。“我认为你可以拒绝接受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强硬说法。”卡麦勒说。
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对于进化心理学和它智慧的先驱——生物社会学的敌对人士所提出的“基因决定论”的反对，并不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关于进化心理学局限性的结论是有证可寻的。随着近十几年来进化心理学经常受益于有利的宣传潮涌，越来越多发人深思的批评（不是刻薄的论战）也渐渐地开始出现。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条批评来自于迪卡布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家大卫·布勒（David Buller），他批判性地评价了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主张“成功”的方法的严谨性，并且发现证明它们的证据事实上是模棱两可的。在2005年出版的书以及同年发表在《认知科学的潮流》上的一篇论文中，布勒区分了纯粹的进化论研究和心理学的关系——进化心理学用一个小写字母e和p表示，从进化心理学来看，论文中的范例是基于“普遍人性学说”和“关于思想的适应性建筑是大量模块化的假设”。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认为我们的心理适应能力是‘模块’或者说有特殊用途的‘小型计算机，’它们在更新世时代，都用来解决我们原始猎群祖先所面对的生存或繁衍的问题。”布勒写道。
他主张认为许多进化心理学家声称的“发现”都在评论分析下土崩瓦解。进化心理学家说他们的工作解释了嫉妒在性别上的差异，一种能发现“欺骗”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如，当一些人获取好处却没能履行义务），以及收养子女比其亲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虐待的趋势。布勒说，无论进化心理学的解释看起来多么合理，其潜在的真实证据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某些情况下，这些观点所依赖的数据可能是偏执或不完善的，而且有时研究方法并不足以严密能够排除关于结果的其他可能性解释。例如，布勒坚持认为，旨在阐述大脑的“欺骗探测器”模块的卡片选择任务的结果，也能够通过没有模块但思考有逻辑性的大脑来解释。他写道，“虽然进化心理学的范式是一个大胆创新的说明性框架，它并没能从进化论的角度为人类心理学提供一个精确的理解。”
布勒的批判体现了一个长久以来备受争议问题的最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于基因和进化在塑造人类文化和行为模式的作用的争论，一个被普遍认为是关于先天和后天——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对决的问题。进化心理学观点把巨大的力量归因于指导人类行为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