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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斯密关于道德情操的专论中，他指出同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情感之一。而且他描述了一个人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一个长期计划者或“良心”）和情绪（包括饥饿、害怕、愤怒以及其他驱动力和情感）之间的冲突。大脑中的公正的旁观者权衡行为的代价和后果，鼓励控制情绪反应的理性选择。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人们做出理性的经济选择，而斯密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往往是由情绪操控的。卡默热和他的两个同事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斯密认识到……当情绪足够强烈，公正的旁观者会被带入迷途或变得无力。”
无论如何，关于个人利益和效用的观点被斯密戏剧性地夸大了，以至于它成为之后的经济哲学的核心。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受斯密的观点影响，他的书也对现代生物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五节 达尔文主义之源
我不确定查尔斯·达尔文是否读过《国富论》。但他肯定读过关于它的评论，包括杜加尔德·斯图亚特在斯密传记中的赞美之词。而且达尔文熟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人类由来》一书中引用了那本书“引人入胜的”第一章。而且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没有提到斯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观点却像是从思维上继承了斯密的经济竞争观点。
斯密对达尔文的影响早在20年前就被科学史学家西尔凡·施维伯（Silvan Schweber）指出。但我是在读到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关于生物学的进化大部头时，第一次看到其中的联系。古尔德全面分析了达尔文的著作，并且找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产生所受到的各种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和文学的影响。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常被当今神创论和智能（原文如此）设计的支持者引用的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作品。
佩利最著名的是他的钟表匠类比。如果你在地上找到了一块手表，佩利在1902年写道，你会看到它和石头没有丝毫相像。很明显，手表的各个部分是“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产生“规律的运动来指出一天中的时间”。这是必然的推断，佩利总结说，就是“这块手表必须有一个制造者……来理解它的结构，并且设计它的用途。”佩利的观点是生物世界满是有序的复杂体，精巧地适应高效生存的需要，那这一定来自于一种精巧的设计，所以，存在着一位设计者。为了促成其进化论，达尔文需要另一种逻辑来解释生命的效能。亚当·斯密提供了这种逻辑，古尔德总结说。
“实际上，我会提出更强的观点，即自然选择的理论，本质上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迁移到了自然界，”古尔德写道，“参与‘生存竞争’的单个有机体如同竞争中的公司。繁殖成功就好比利润。”换言之，如斯密提出的，并不需要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事实上，找个设计师是个坏主意）。如果不去干预，经济系统会自己建设得很好，因此这个经济系统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看到一幅相似的图画：追求自身利益（生存与繁衍）的生物个体就会逐渐地建立起一套有如经济体系一样复杂的生命体系。在一段话中，达尔文特别引用了一个斯密最为青睐的主题概念——“劳动力分工”。斯密在其著名的别针工厂案例中阐述了分工如何产生效率。在达尔文看来这和自然界中新物种的产生颇为相似。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没有博物学家会怀疑所谓‘生理学劳动力分工’的好处；因此我们会相信对一种植物来说，只在一朵花或一整株植物上产生雄蕊，而在另一朵花或另一株上产生雌蕊是有益的。”他提出，和这种分工相似的益处可以解释有机体的多样性。
“我想，我们可以假设一种物种的后代在结构变异上越多样化，它们就越会成功地生存，从而蚕食其他物种的领土。”达尔文写道。“因此在任何一块土地的综合经济系统（general economy）中，动物和植物的生活习性分化得越完全越广泛，这片土地上就会有越多的个体可以自足。”
很明显，达尔文的生命“综合经济系统”反映了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相似的观点。如古尔德总结的，斯密的观点也许在经济学上并非完全适用，但用在生物学上则非常完美。而且斯密的见解反驳了佩利关于造物主必须存在的观点。
“被佩利认为是上帝最荣耀的杰作……‘碰巧只是’相互竞争的个体在较低层面运作的结果。”古尔德宣称。
第六节 酝酿中的博弈
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代表了19世纪末，可以总结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正如牛顿征服了17世纪的物理世界，斯密编码了18世纪的经济学，19世纪的查尔斯·达尔文将生命添加到这个名单中。斯密追随着牛顿的足迹，而达尔文又追随了斯密。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末，全面理性地认识一切的根基已经建立。
奇怪的是，20世纪并没有出现具有类似影响和声誉的书。比如说，没有书本来阐明长期探寻的“自然法典”。但是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一本书，可能有朝一日会因朝着那样一本人类社会行为综合手册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而被记起：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尔·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第二章 冯·诺依曼之博弈论——博弈论的起源
包含机遇和技巧的博弈最能刻画人类的生活，特别是军事活动和药物试验，这些都是既依赖于技巧能力也离不开运气机遇……因此，用数学方法对博弈论的构成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吸引人的。
——威廉·弗里德·冯·莱布尼茨（引自摩根·奥斯卡，《历史学概念辞典》）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学是门“糟糕的科学”，这是有道理的。
在绝大多数科学领域中，科学家能够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混合两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化学家在反应结果出来之前就告诉你将得到什么物质，问一个天文学家下一次日食将何时出现，他不仅会回答你准确的日期、时间，还会告诉你最佳观测地点，即便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然而，把一群人和一堆金钱放在一起，得到的结果总是荒谬疯狂的。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准确预知股市的下次大衰退何时发生。尽管如此，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从事更严谨的科学。事实上，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很科学了，不过前提是把经济看作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游戏，或者说是博弈。
乍一看，在博弈论这个数学基础上来建立经济科学是可行的，这就好比通过垄断来实现对房地产走势的预测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尤其是过去的20年里，博弈论，这个经济学家长期缺乏的严密的数学工具，才最终被建立起来了。
博弈论的一个贡献在于，它使“消费者怎样比较各种选择”这个曾经模糊的经济学概念得以精确化（通过一种叫做“效用”的度量，但是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它能展示如何决定获取最大可能“效用”所必须要采取的战略，即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假定这也是激烈的经济生活中每个理智的参与者的目标。
尽管人类进行博弈游戏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进行经济交换的时间可能也有这么长，但直到20世纪，才有人把这两者用数学方法明确地结合在一起。采取把真实世界的各种选择和金钱用数学方法变换到牌局和象棋这类游戏领域的方法，把博弈游戏和经济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方式是人类用数学量化人类行为的一大创举。博弈论的创立主要是由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完成的，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第一节 广博的研究
如果说20世纪有人是“学识渊博”的象征，那么他只能是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不过令人痛惜的是，他太英年早逝了。
如果冯·诺依曼能活到正常的年纪，比如80岁，那么我也许就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甚至亲自拜见他，领略他那卓越不凡的天才。然而，天妒英才，才只有53岁，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即便如此，他在有生之年给诸多学科留下的宝贵遗产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对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因此在上述每个领域都作为具有突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被后人瞻仰。谁人敢想，要是他专注于一门学科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当然，他已经硕果累累了，比如，他提出量子力学中的标准数学公式。虽然准确地说，他不是现代数字计算机的发明者，但是他发展了计算机科学并开创性地将其应用在科学研究中。不仅如此，虽然初衷只是为了娱乐，他的研究成果却带来了经济学的巨大变革。
冯·诺依曼于1903年出生于匈牙利。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Janos，但是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小名Jancsi。他父亲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他的贵族头衔“冯”就是父亲花钱获得的）。孩童时代，冯·诺依曼超群的智商使大人们都惊异不已：他能用希腊语讲笑话，能记住电话本上的号码。之后，他被布达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dapest）录取，攻读数学，但不用上课，因为他同时还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攻读化学。每学期末，他匆匆赶回布达佩斯参加考试，轻松夺得高分，然后回柏林继续化学课程的学习。他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苏黎世大学完成了化学专业的学习。
我曾讲过冯·诺依曼成年时的一些智力轶事（在我的《the bit and the pendulum》一书中提过），比如有一次，兰德（Rand）公司要解决一个难题，而他作为顾问来决定这个公司是否需要台新计算机。结果冯·诺依曼得出的结论是：兰德公司并不需要，因为这位天才用他的大脑就把难题解决了。此外，在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的关于约翰·纳什（John Nash）的传记中，她提到了冯·诺依曼的另一段轶事，关于一个著名的数学脑筋急转弯问题：两位自行车手从相距20英里的两地开始相向而行，时速10英里，同时一只苍蝇以15英里的时速在两人之间往返飞行（在和其中任何一人相遇后就转头向另一个人飞去）。问当两位车手相遇时苍蝇飞了多远的距离？因为苍蝇从一自行车飞到另一自行车的距离是越来越短的，所以可以通过累加苍蝇每一段行程的办法来计算结果（这就是数学中无穷级数求和）。不过，如果你发现了其中的小技巧，题将片刻被解，即两个车手要一个小时才能相遇，所以苍蝇飞的路程显然是15英里。
毋庸置疑，当出题者拿这个问题考冯·诺依曼时，他仅用一两秒就给出了答案。“你知道这个小技巧啊？”，他们咕噜道。“什么小技巧？”冯·诺依曼问，“我用的是无穷级数求和啊”。
在他1930年第一次去美国之前，冯·诺依曼就已经在欧洲奠定了卓越数学家的一席之位。他提出了数理逻辑和集合论方面的主要观点，并在柏林大学讲学。但他绝不是个书呆子，他欣赏柏林丰富的歌舞夜生活，（对科学）更为重要的是，他非常喜欢打扑克牌。他在数学和牌局上的天赋，创造了经济学上的一个全新范例。在此过程中，他还发明了一些数学工具，这很可能会在日后揭示出在他的许多不同的科学兴趣内部潜在的深层的相似之处。不仅于此，像阿西莫夫（Asimov）书里的哈里·谢顿（Hari Seldon）一样，他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用严密的数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冯·诺依曼是位聪明的数学家，他对其他科学分支做出了巨大贡献，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