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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之时，一些最熟悉的朋友、下属、客户纷纷电话至王国良家中问候，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当年的第一任秘书。风暴过后，所有的传言化为无形。王国良开始独守一份宁静，甚至买好宣纸，准备重操青年时的中文学业。
【注释】
（1）确定寿险产品的价格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为预定利率、费用率、死亡率（健康保险为疾病发生率）和退保率。通俗而言，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或者消费者的回报率，预定利率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越大，但是相对的，保险公司则要承担更多的利率风险。
（2）2006年6月，新华人寿公开的股东信息显示，新华人寿股东分别是苏黎世、隆鑫集团、宝钢集团、亚创、东方集团、北亚、海南格林岛投资公司、神华公司等15家股东。
（3）AIG在台湾的寿险公司称为“南山人寿”。
（4）按照泰康筹备时候的分工，陈东升、任道德、徐徐主要负责人民银行审批的材料，寻找股东，落实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建设等，韩堃跑具体的联络和事务方面的事情。第二路是王恩韶、欧阳天娜、马云、郭德生，负责业务计划。陈东升主要精力是募股，招聘更是亲自过问。
（5）《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6）第五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6）罗健：《永安保险二次创业》，《中国保险报》，1998年11月27日。
第六章 壳公司困局（2000）
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上海等多个重镇先后失手。
平安兵临城下，国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解“利差损”之毒，而且可于短时间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却是一把双刃剑。一年之后，领跑的平安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国寿由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这一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这一年还有第一诞生。
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和东大保险经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名为“泛华”的中介公司上市，以及数家PE资本投资另外几家保险中介之后，才被市场于蓦然间发现。
10月，面对脚步声越来越近的WTO，保监会一口气批准了四张有“瑕疵”，只能合资的寿险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
围绕这四家公司，中国寿险市场又一次上演了激烈的资本暗战。东方人寿更因为深陷金融巨鳄德隆，至今尚未开业，几乎成为“牌照标本”；更使得坚持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资本同舞的还有北京的同城“德比”兄弟，新华和泰康。8月30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招募24。9％股份的协议在上海签署。
泰康不甘落后，11月21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其海外募股落幕，海外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保险公司、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等，泰康人寿的资本金因此达到20亿元，超过新华的16亿元。
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表面“三得利”：资金、技术和公司治理。但是为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可致三种可能结局：上局，众股平等，和谐治理；中局，一股独大，稳定向前；下局，祸起萧墙，纷争不断。
引入外资之后的泰康，取上中局；而同城的新华，却得下中局。颇有意趣的是，这两家同时开业公司之间的“德比”，跨过20世纪，至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才彻底分出高下——泰康胜出。
胜出的泰康，宛如小乔初嫁。
2008年，泰康挟2006、2007年A股市场的“暴利”，以雷霆万钧之气势，喊出了“越洋计划”，即规模上超过一直稳居第三的太平洋人寿，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寿险公司。但是，功败垂成，2008年8月之时，年轻气盛的泰康却因为投资型产品的规模与结构失衡，而被监管部门“轻轻地”敲打。
年轻的投资型保险，对于中国保险行业而言，或许是饮鸩止渴。
投资型保险，饮鸩止渴？
1999年开始，面对降息之痛，以及巨额利差损，三大公司各自寻找突围方向。
不约而同地，三大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偏低，投资风险部分或者全部由投保人承担”的投资型产品，成为各家公司“上规模、冲保费”的利器。同是投资型产品，三巨头的偏好不同：国寿最保守，选择分红（1）；平安最激进，借助投连；太保则居于中游，启用万能。
不同的风险选择，亦选择了各自的命运。长远而言，这类产品，尤其是一次性缴费的趸缴产品，成为保险行业可持续增长的一剂毒药。
表6…1 投资型寿险产品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无一例外，投资型产品都以火爆开头。
2000年，太保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万能寿险——“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该产品以其缴费方便、保障灵活、投资保底等卖点，切中市场的需求，仅四个多月，保费收入就达5。3亿元。截至2006年，该万能账户累计资金已超过30亿，2006年平均结算利率达到6。5％。而参与开发首款万能险的陈尉华，后来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2007年），上海金融系统的唯一奥运火炬手（2008年）。
但是，中庸的万能并不是最火爆的创新产品。
1999年10月，平安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其热销情况一度让竞争对手中国人寿各省市场频频告急。
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安（市场份额42％）就超过中国人寿（37％）成为上海市场的霸主。到2001年，中国人寿的份额更是惨跌至23％，而平安寿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升为51％。
面对平安的压力，中国人寿何去何从？
中国人寿内部争论激烈。有亲历者称，当时任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良温（李后来成为中国人寿主管精算和产品开发的副总经理），坚决反对推出投连险。
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彰井泉曾吐露选择分红险的缘由：“1999年寿险经营形势严峻，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七次下调，保监会出台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规定，中国人寿也推出了系列保障型产品，但市场不认可。经过市场调研，中国人寿将产品创新的重点定位于分红保险。”
2000年年中，国寿个险渠道开卖第一款分红险——国寿千禧理财，拉开国寿著名的“分红险风暴”。其风头远远胜过了传统型的保险产品而成为新宠。
本质上，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将上一会计年度该类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的一种保险。
全国市场看，2001年分红保险实现保费163。03亿元，占全年业务保费收入的46。57％。保监会亦专门点到：“寿险分红险产品已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再接再厉，2001年7月，国寿开发了银行渠道销售的国寿鸿泰两全分红保险，并于当年9月份推向市场。在到年底不满3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实现保费收入49。4亿元的好成绩。
部分国寿分公司更是迭创神话。例如，山东省仅鸿泰产品一项就创下10天创收保费10。5亿元纪录，而经济相对落后，位于西部的陕西省也在短短的7天时间实现收入保费7。5亿元的奇迹。
事后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寿鸿泰实现保费收入340。8亿元，而当时中国人寿的全部保费收入不过733亿元，该险种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比例接近一半，成为有据可查的销售最多的单一寿险产品之一。
国寿鸿泰的卖点突出，迎合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保本，免税（免交利息税），红利回报，上不封顶，保险保障（死亡风险保障），等等。
分红险极大地放大了国寿的规模。2002会计年度，中国人寿分红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共计人民币666。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底，七成业务为分红险的中国人寿总资产已突破1。23万亿元，可运用投资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
继国寿鸿泰之后，中国人寿先后推出国寿鸿祥、国寿鸿鑫、国寿鸿瑞等系列分红保险，业内称之为国寿“鸿系列”。通过“鸿系列”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一举扭转了节节败退的颓势，并小胜平安一筹。
从2001年下半年起，资本市场低迷、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下降，误导行为终于导致投连险的退保风波，平安备受挫折。到2004年2月份，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在上海寿险市场上，中国人寿的份额重新上升为32。3％，平安降为28。75％。
不过，中国人寿并没有获得全胜。这批主要以五年期为主的分红险，将导致2007、2008年中国人寿面对最大的支付洪峰。
另外一面，分红险的分红难言满意。一位网友于网络上“晒”的数据称，2002年2月，该网友购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应为“中国人寿”）营销员推荐“只赚不亏的好产品——国寿鸿泰两全保险”（鸿泰两＝本金＋保障＋利息＋红利）存款期限为5年，当时宣传单上有这样一份表格：
单位：元
2007年2月27日到期提取时，只拿到了本息11146。50元，比银行存款利息少了7元，比到时的鸿泰保险5年期宣传表上的“利息＋分红＝2043。48元”，少了896。98元。
分红险的分红居然少于同期的银行存款！换句话讲，除了少量的死亡保障之外，这笔钱存银行还比保险合算。更为恶劣的是，于分红险的销售过程中，部分代理人甚至宣称：选择买中国人寿的分红险就是买中国人寿的原始股，而且每年还可以分红。这实际上是严重的误导。
对于行业，投资型保险的崛起，彻底颠覆了保险尤其是寿险行业的产品格局。
根据《2007中国保险市场年报》，截至2007年末，投连险占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为8％，万能险占比17％，分红险占44。9％，三者相加，投资型产品的占比已高达70％。
但是，以投资型保险为主的产品结构，容易导致保费规模的巨幅波动，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现金流的稳定。实际上，就在投资型产品火爆两三年之后，一场寿险负增长不期而遇。2004年上半年，上海等市场先后出现寿险负增长，为这种失衡的结构敲响了警钟。
如出一辙的，台湾市场也出现了投资型产品投诉大幅增加的问题。第一类是过分强调前几年高报酬，且诱导保户可提前赎回，完全未将资金可能被套牢风险告知保户；第二类是因投资型保单费用结构不合理，保户不明了初年度所缴的保险费被扣除高额的附加费用，等到接到保单账户价值的通知后，才发觉投资金额大幅缩水的争议。
链接：“负增长”惊魂
2004年的初春，中国的寿险行业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负增长。
负增长从上海发端。1月，上海寿险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同比下降。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4年1月，上海保险市场上人身险保费收入20。4亿元，同比减少2。6亿元，减幅为11。37％。
这也是上海首次出现产寿险增幅倒挂，以往通常是寿险保费增幅远远高于产险增幅。
就全国数据，2004年全国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7。2％，大大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和GDP的增长背道而驰。（2）
负增长让市场百思不得其解。从统计的角度，同比增长小，乃是前一年的基数太高。拜分红险所赐，2003年，全国保费总收入达到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
时任上海保险监管局局长孙国栋认为，上海寿险出现的负增长，属于为保险业转型期的“阵痛”。
主流意见皆认为，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