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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涛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学系主任，国发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她是保险行业少见的横跨学界与商界的一位女强人。颇为意外的是，当生命人寿真正开业之时，张洪涛已经和生命人寿无缘。不过，2004年，张东山再起，再度获得一张保险牌照，并成功筹办了新公司正德人寿。
“壳”公司是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的产物。
当初，在关贸总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在讨论第六项“影响服务贸易的政策”第二款“合资伙伴的选择”时，中国政府提出外资保险公司选择合营的中方公司，必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鉴于国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对较少，因此，保监会提出组建“壳”公司的建议，并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
但是，这4张牌照留下致命的缺陷。
根据批复，这四家保险公司仅具有与外资公司在境内合资设立保险公司的资格。换句话讲，这4家公司拿到的只是筹建成立的资格，准确地讲是合资的资格，而不是营业资格。所以，这4家寿险公司在成立之后，必须先与外国寿险公司合资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然后才能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开业经营。
这4家公司的筹备工作，不约而同地一再延期，最终止于延长期的最后时刻。筹备久拖不决，引入外资之前，中方股东未战先乱。
以民生人寿为例，是曾经最让业内看好的“小天鹅”。资料显示，民生人寿保险公司是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由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江西汇仁集团、山西海鑫钢铁有限公司、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作为发起人而设立的。21家股东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在90％以上，公司8。3亿元注册资本中，民营资本的比例在80％以上。
民生人寿是中国第一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全国性专业寿险公司。其独特的治理结构，被外界期许能够打破国有企业的沉闷不堪，以及克服外资的水土不服。比照其同门兄弟，民生银行已经是当下最为活跃和积极的商业银行之一。不过，这样的股权结构，决定了“（民生人寿）没有一股独大，但是谁说了也不算”。
4张牌照中，恒安先行一步。
2001年11月8日，恒安人寿获批成立，资本金6。51亿元人民币。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正信投资有限公司等11家股东发起组建。2001年12月13日，恒安更换中方“大老板”。第一大股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以及泰达集团、建设集团）被改组成为“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继恒安之后，12月28日，东方人寿和生命人寿也同时获准成立。而折腾的民生人寿的筹备则还要等待半年，2002年5月27日，保监会正式批准民生人寿成立。
不仅如此，寻找外资之路更为艰难。
“2001年9月17日，中国完成加入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是外资上门求亲，之后是我们主动攀亲。”一位当年的亲历人士称。
2001年9月17日公布的WTO协定中，对国内合资伙伴的身份限制却被取消，“壳”公司遂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除了牌照之外，经营权亦是中外博弈的焦点。
此前的合资寿险公司，多数以中方出让全部的经营权为代价，但是这对于四家壳公司而言，放弃很困难，甚至共享也几无可能。因为但凡共享经营权的合资公司，往往因内部杯葛，干不成任何事情。无奈之下，“壳”公司们只能寻求政策解脱。2002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调整政策，同意外资公司参股“壳公司”。
紧接着，民生人寿和生命人寿率先突围。
2003年1月3日，民生人寿即与新加坡亚洲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入股协议。新加坡亚洲联合参股民生人寿5％的股份，但是该公司非富非贵，仅为新加坡第五大保险公司，在当地保险市场的占有率为10％。
表6…3 民生人寿股东
数据来源：保监会，数据截至2008年7月6日。
2003年6月，日本Millea控股以合每股3。13元人民币的认购生命人寿24。9％的股份。Millea控股旗下的两家公司——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和Millea亚洲有限公司分别获得生命人寿股份12。45％，持股数量分别为169094540股和169094541股，共出资1。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59亿元。
生命人寿成为第二家破“壳”的公司。此时的生命人寿，注册资本金达到13。58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超过20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当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资本最高的公司，风头无二。
但是，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管理公司组成的生命人寿，整合难度非常大。
短暂平衡之后，生命人寿的部分股东一度希望转手股份。其中武汉武新和北京丰利无意间成为率先浮出水面的两家公司。市场曾经猜测，这两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均为香港知名富豪郑裕彤。
2005年年中，香港“小超人”李泽楷旗下的盈科保险曾经希望斥资5亿港元收购生命人寿22。09％股权，这部分股权全部来自武汉武新和北京丰利（后者持有生命人寿8。84％的股份，两者合计22。09％）。
不过，这项交易最终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同意。其中关键的难题在于，生命人寿外资持股的比例已经达到保监会制定的红线。
表6…4 2006年6月生命人寿股权结构
这4家公司中，只有恒安一家按照标准流程做完了动作。
2002年7月，恒安人寿与欧洲最大互助保险公司——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在天津签署一纸婚约。双方各出资6。51亿元人民币（恒安人寿的注册资本），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3。02亿元人民币，各占50％的股份比例。
4家公司中，东方人寿开业旋即被停业，命运最为悲惨。2004年，来自台湾市场的台湾人寿，原本已经铁定携新台币2。6亿元入场，参股东方人寿。但是，控制东方人寿的德隆系突然崩盘，2004年8月，东方人寿受牵连遭保监会紧急勒令停业，成为中国第一个被保监会勒令停业的保险公司。
东方人寿成立之初，德隆系旗下3家上市公司重庆实业、湘火炬和天山股份潜入东方人寿，其中ST重实（即重庆实业）出资4000万元、湘火炬出资6000万元、天山股份出资5000万元，各占5％、7。5％、6。25％的权益。德隆通过旗下这3家公司，实际上间接持有东方人寿18。75％的股份。
案发之后才发现，东方人寿已基本被掏空——东方人寿注册资本金8亿元中，约7亿元委托给德隆系的证券公司理财，几乎血本无归。2007年年报，东方人寿的两家股东，潍柴动力（湘火炬重组为潍柴动力）和ST重实对于东方人寿的委屈略有表述。潍柴动力称，“由于东方人寿在中富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进行的理财业务面临重大风险，已停业”；ST重实称“东方人寿等均为德隆国际控制的关联企业，因德隆国际及其关联企业涉嫌违法违规经营，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已被华融托管”。
诞生于牌照稀缺的年代，4家“壳”公司生而富贵，但是为合资而生的初衷，却使得其命运增加了悲剧色彩。
日后的引资过程中，这成为外资博弈的“软肋”，甚至是要挟，而4家公司在谈判中始终不处于主动。特别是“入世”大局初定之后，牌照的价值更急速贬值，“壳”公司招纳外资之路，一度举步维艰。
即使开业之后，这4家公司多数不得“和谐”。其中，东方人寿失身德隆，至今有名无实；民生人寿一度困顿不堪，不复民生银行之神奇；生命人寿高管纷争，幕后推手重重；恒安标准虽完成合资，然而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到内地去，赚500万！
WTO临近，“借桥过河”论大行其道。
1999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延揽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并公开呼吁，希望在美华侨、留学生及其他港台人士到大陆工作。
朱镕基对梁定邦说：“你在香港拿多少工资，我就给你多少工资。”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加入WTO预期，令众多看客心潮澎湃。
“台湾服务业正在发生一次人才板块大移动，向大陆靠拢！第一批大登陆潮是保险从业人员，接下来可能还有金融、证券……对岸业者已经把桥搭好，正用力招手，把台湾的服务业精英吸引过去。”台湾岛内的媒体《商业周刊》煽情地写道。
岛内的媒体记录了一个人的成长。
这个名叫林俊杉的年轻人，“5年前加入中国大陆第二大保险公司，今年（2000年）他旗下的组织，正式冲破一千人。一位共事过的友人保守估计他的年收入，至少超过人民币150万元（约合新台币610万元）”。
“在台湾，年收入跟林俊杉一样多的外勤业务主管（以发展下线组织为主）不少；但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冲出这多增员，非常罕见。”
台湾媒体观察到，早期到内地发展的保险业人士，目前多半已拥有一片天。
例如，“黄宜庚已经是中国第二大保险的业务大统帅，麾下统率平安的25万名业务员。”与黄宜庚同期到大陆的台湾伙伴，以担任平安保险理赔部门主管董秉坤的际遇变化最大。“董秉坤七年前在台湾还仅是国泰的课长，若一直留在国泰，现在最多只能当个经理。”一位国泰人寿的中阶主管如此形容同命不同运。
“林俊杉效应”魅力无穷。
“今年（2000年）以来，己经有三批、共百名的台湾保险业务主管，渡海到广东深圳的平安总部报到；明后两年，平安还要找更多像林俊杉这样的人，到平安位于全中国、共2000处的营业点，像他一样，率领千军万马。”
除了平安保险，“包括大陆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宏利人寿（称为中宏人寿）、中国人寿等前几大保险公司，也都大胆开出价码、勇于来台抢人”。
2000年之前，赴内地保险市场“拓荒”者，大都是少数极高阶管理者。2000年开始，大陆对台湾人才的需求更明确：要大量、能带兵打仗的中阶业务主管；其中尤以10年以上年资、有带“兵”管理经验的“处经理”最为热门。
协助平安保险面试人才的中间人介绍，平安1999年推出一项“投资连结险”，恰巧碰上股市牛市，产品拉出长红，业绩带动组织，业务员在短短一年内由15万人膨胀到25万人。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平安现在即面临兵多将乏的景况。”以每位处经理旗下带兵100名来算，光是平安，少说就需要500名台湾精英，几乎都是最为热门的“处经理”。
除了平安，第三大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亦通过中间人挖人，太保开出比平安保险更高的价码——底薪人民币4万元（约合新台币16万元），计划分几批，找足144名台湾保险业界有带兵经验的业务主管。
台湾媒体报道，连中国第一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也在2000年11月中旬，由总经理王宪章来台访问时喊话，欢迎台湾保险人才，而且“明天就开始接受报名”。
诱惑台湾人才的不仅有高薪，更有极为广阔的前景。
到内地去，赚500万！成为一句富有煽动力的口号。
一些专事挖人的公司开出了“月薪新台币12万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未来年薪千万的诱饵”。
“大陆寿险业黄金期，三十年跑不掉。”当时正在为中宏人寿在台湾挖角的宏利人寿大中华区副总裁林重文颇有张力地诱惑。
这些“挖角”人的眼中，“大陆目前的窘境是个人寿险的发展只有5年，这与拥有近40年经验的台湾业者相较，几乎是还在幼儿园阶段”。
有来自台湾的保险业者如同呓语般算账：以中国目前13亿人口、每人一张保单来计算，还有11。7亿张保单待开发；如果需要20年时间达成100％投保率的话，每年平均有5850万张的保单可以做。
“每天光是签单，就可以签到手断掉！”
最大的激励还是在组织增员的利益。
台湾媒体记录的一个经典案例：一位42岁，在台湾年收入百余万的国泰人寿离职员工，从平安受训完毕，分配至大陆东南沿海一台商聚集的城市担任业务主管，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业务队伍就由200人扩增到400人，年收入可达新台币300万元，未来两年，年收入更达500万元。
林重文描绘，宏利规划一个处经理有500名增员，上海一名业务员的月薪在人民币4000元左右，如果佣金是5％，每个月就有人民币10万元的收入。
“如果第一年没有做到500人、5年内年薪没做到2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