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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价值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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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冯仑主要是打通关系,他认识的人多,具体做事就是我跟王功权。其实跟王功权在一起做事情还是非常愉快的。第一,这个人值得信赖,从心里面值得信任;第二,他没有躲躲藏藏的事情,合作伙伴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不跟你说,就很麻烦了。王功权就从不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不管后果会怎样。

  有一次我跟他从海口坐大巴车到三亚,去东亚信托投资公司贷一笔款。当时贷了500万,我们办完手续以后,带上支票往回走。王功权说,咱们打个出租车回去吧。从三亚到海口有300公里路。我说公司刚刚开始,打出租车太贵,还是坐大巴吧,这样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饭。他说行。我们就在那条路上——也就是现在最繁华的解放路——找餐馆。

  那时大概也就下午6点钟。那条路上居然一个餐馆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排档,问还有没有吃的,餐馆的人说有饺子,但不够你们两个人吃。我们说那就再给下点面条。就这样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吃饺子。王功权说,咱们是不是太寒碜了点?我说有醋有辣椒,有什么寒碜的。

  我们吃了饺子,垫了点面,就到长途汽车站去。我们问几点开车,司机说8点开,我上了车,边等车边看资料——那时候特别敬业。到了8点,王功权说怎么还不开,什么时候开。司机说马上开。每次问都说马上开。到晚上11点半了车还没有开,因为人没有拉满,跑着就亏。王功权就骂骂咧咧地嚷嚷半天,然后突然间就冒火了。他说:老潘,你先把东西看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下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别管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待着。等他下去,我回头一看,他跟司机打起来了。原来他一下去就给了汽车司机一拳,结果好几个司机都围过来打他。打了一通架,最后为了避免再出事,我们半夜坐出租车回去了。

  他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可爱。当时我们之间意见也不同,也有矛盾,经常争论、吵架。冯仑爱讲荤段子,有一次冯仑和王功权和我坐一个车,冯仑坐在前面,讲了一个玩笑话,好像是说雷锋比较喜欢老太太,说你看他帮助这个老太太买票,扶那个老太太过马路,他的故事里面都是老太太,他喜欢老太太,不喜欢小姑娘。我估计王功权当时心情不是特别好,下车吃完饭以后,他说这个冯仑道德败坏,我不跟他坐一个车了。他气呼呼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冯仑的伦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六个人中他是反应最快、最机智的,他愿意追求创新,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跟冯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谁都不冷落。如果坐在一起说话,绝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如果停几秒钟,他都觉得尴尬,所以就不断说。他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善于接触外面的新事物。

  90年代初,我们刚来到北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小报。到北京后我们买了第一部汽车,是一辆奥迪,冯仑坐在车上,说幸福生活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时候有很多流行歌曲,像邓丽君的、叶倩文的、孟庭苇的,等等。孟庭苇的歌冯仑基本上都会唱,连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天天买卡带听歌,他说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小报、听小曲、开小车,生活太美好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小报是主要信息来源。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下来六个人的权利和股份都是一样的、均等的。实际上这里面冯仑是个老大哥,他是六个人里面的召集人。我们六个在海南岛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在滨海新村买了两套房子。之前他们几个人都是租的农村房子,门口是猪圈,上下水这些东西都没有,条件特别差。那时候王功权的女儿已经四五岁了,王功权和冯仑一家老小都挤在这种地方。我住的条件好些,在原来单位租了一套房子,上下水、厨房、卫生间配套设施比较好,跟农村凑合盖的房子不太一样。买了两套房子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冯仑一套房,王功权一套房,结果不知道冯仑和王功权怎么商量的,他们觉得在这两套房子里面给我一个人一套房子,让王启富、刘军两个人住一套房子。我说冯仑别这样,我还有房子住,以后赚了钱了再买房子,你们两家有家有口的,从猪圈旁边的房子搬过来吧。结果冯仑说,别,你们去住吧。

  所以从一开始,冯仑和王功权在我们六个人中间领导地位的确定就是靠大公无私,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计较。如果这个时候一计较,说分房子,我抢着先分一个,这样的话六个人的凝聚力很快就没有了。冯仑也好,王功权也好,他们的表率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确实在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他们都是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赚了好多钱,冯仑的野心就出来了,一会儿说要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会儿说要收购哈尔滨的地下商城,最后王功权说,地下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最好组建一个航空公司,天上有几家万通的飞机飞着,再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信托公司……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天天谈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只要和冯仑走到大楼里面他就问这楼多少钱,想把它收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是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元,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的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因为把大病治好了,自己就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以正和,以奇胜”,一定要有想法才行。

  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尽了,易小迪给大家埋了单,冯仑给每人送了一件礼物——BOSS牌的大衣,大家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大艺术家任志强

  有天晚上,宁瀛、查建英、刘索拉、罗大佑等几位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张欣和我都在场。吃完饭后,刘索拉斜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阔谈艺术。她说英国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兼画家威廉姆·布莱克说,“艺术就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著名的一首诗就叫《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他还是20世纪一大思想者,有很多关于上帝和魔鬼创造艺术的论述。只是说好话、拍马屁、让人舒服的“艺术作品”不叫艺术,那叫宣传片,叫广告。在场的几位都是艺术家,有搞音乐的,有搞电影的,有搞文学的,我想今晚他们是凑齐了。他们热闹地谈着艺术,我早早地先去睡觉了。据说他们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才散伙。艺术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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